第二部（第17/18页）

不，这个女人不是“蓝丝袜”。在她羸弱、病重的躯体里，蕴含着能够蛊惑民众的力量。她的肺脏几近萎缩，即使这样，她仍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伏身坐在打字机前，嘴里总叼着一支英国或美国产的很粗、冒烟的鸦片雪茄。她很少上街，害怕人们的眼神。有一次她跟我说，“她非常可怜那些人”。她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阶层与过去，带着某种忌妒的怀旧之情憎恨它们。那些不时聚到她身边的人，时过不久会彻底消失，许多时候连姓名都不会留下；革命者们隐藏身份光顾女伯爵的沙龙，他们仿佛有一个誓约，都从来不讲更激烈的细节……有一天，一位有着女性般白皙面孔、留着栗色胡须的男人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他的手白皙、光润、柔软，目光迷离而狡黠，他坐在我们中间，断续、干巴地回答我们的提问，极力隐瞒自己的名字。有人传言，他是法兰克福一家汽车厂的工人。虽然他去哪儿都穿一件工作服，但从夹克细密的布纹看，肯定出于一位好裁缝之手；从雪白、光润的指甲看，那双手从来就没沾过机油碰过铁粉……他的头颅形状、嘴和额头，都很像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毫无疑问，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很快就开始在沙龙里流传。在女伯爵充满魔力的气场里，有过许多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无名客。

K把他的酒、英国烟和书称作“孩子”，并且与我分享。我十分温存地生活在他身边，忍受他的粗暴、古怪、非人的特质，外加女人；我就这样无私、谦恭、悲伤地忍受着，就像忍受那位与众不同的女伯爵。痛苦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是命中注定，她带着蔑视和反抗予以接受。她是贵族，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贵族。有一天，斯蒂芬·茨威格来看望我们，做完客后，我们在雨中散了几小时的步。茨威格向我讲述了这位卓尔不群的妇人的人生故事，感觉就像他写人物传记那样翔实细腻，充满感人的激情，讲述的方式我们只在谈论那种人时才会使用。当阶层、原则和价值准则在我们四周坍塌，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与坚韧保持身心的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郊区旅行，去工人聚居区，女伯爵在赫希斯特镇[200]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工人宿舍里朗读作品。“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也怀着由衷的爱戴簇拥着她，尽管她并非完全、无条件地属于他们，但他们应该将她视为自己人。

初秋时节，K又被什么惹恼了，从楼下给我写了一封加急挂号信寄到阁楼。毫无疑问，女伯爵站在K的一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总是跟K团结一致，或许他们两人关系的特征和意义就是团结，就像一颗卓尔不群的心灵接纳了另一颗受伤、愤懑的心灵。当我离开他们搬到火车站对面一家旅馆后，我过了一段流浪艺术家的日子。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了不少类似爱情的经历，我成了当地冒险故事中伤感的主人公，成天纠缠在分手与丑闻当中；我的行为举止已经染上了神经症，反映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上。我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这种病里蕴藏了多少反抗的力量。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不能在法兰克福继续住下去了，在这里，我已从这座城市和人们那里得到了他们在深夜和雾中所能给予我的最多的东西。我没有跟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没有跟各个阶级、利益阶层和任何人团结一心。我在旅馆的客房里跟仙人掌、黑人雕像为伍，每天夜里我都惴惴不安地回到住处，担心在凌晨会被逮捕。

12

有一天醒来我意识到，客居法兰克福的这一年在我体内引发了某种变化。我既没有足够的能力真正写下或表达什么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也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表达。我在《法兰克福日报》发表的那些涂鸦之作，那些诗歌、戏剧习作，都不过是初试牛刀之人结结巴巴的表达尝试，有时候显得相当聪明，这样的文字就像小孩子抱着音乐家的自信在钢琴上乱敲，感觉占有了这件乐器。我意识到，客居法兰克福的这一年在我的内心勾勒出什么，某种写作的初始状态，或许，只不过是一些偶然、模糊、胆怯的举止。我生活在人群中间，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少得可怜；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雾里，我上大学的感觉就像一个陌生人，脸拉得很长，一副军人做派，跟帅气可爱的同龄人一起既缺少共享的快乐，也没什么话好谈。我只对新闻写作感兴趣，我对唾手可得的成功虽然感觉良好，但并不太看重这种表达的机会。我觉得，新闻学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作家的行为、态度和观点立场，都是在人与事件背后影绰浮现的另一种“幻想”。跟我唾手可及、受到制约的生活方式相比，我更喜欢对作家而言的那种真正现实。文字创作的终极意义不过是行为而已，如果用漂亮的话讲：道德行为。我意识到有某种使命在等着我，这种使命，我必须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由于我觉得自己还很软弱，还不成熟，这种任务让我感到焦虑，有时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