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4/18页）

我听漂泊者和流浪汉们说，在法兰克福所有人都给他们施舍，只有古杜拉夫人不给；她觉得，她的孩子们已经给得够多的了。这座城市，简直像一个洛可可沙龙。有一天早上我睁眼醒来，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它接受了。在这里有18世纪人理解的那种“社交生活”；在宫殿和沙龙里，极具修养的富豪们以名副其实的欧洲人方式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里，人的心灵需求要比肉体生活的林林总总都更强烈，更通达。人们在宫殿里过着隐居生活，四周摆满了哥特和印度风格的收藏品。他们跟世界著名的作家、银行家、学者和神秘人物通信——有一天我应邀去喝茶，被一位身穿白礼服的男仆引到客厅，我才意识到，正是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统治着这个工业发达与精神丰富的国家区域。这个意外发现，要感谢我在大学结识的新朋友汉斯·埃里希。汉斯·埃里希对德国了如指掌，特别是这个封闭、矫情、法国味的法兰克福。汉斯·埃里希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富有的西里西亚工厂主的儿子，他的博士学位课题是斯宾诺莎[191]。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同时还加入了另外一个活跃在欧洲各地、由某种戚戚相通的文化自罪感集聚起来的国际组织。我对他心怀感激，另外，从我见到他的第一刻起，就怀疑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但我这个猜测从来没能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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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埃里希住在离我很近、环境优雅的帝国饭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国议会的一位社会主义党女议员。这位年轻女士留给我的印象，只有那双嘲讽、聪颖的大眼睛；出于过分的虚荣，她总是在装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议员的身份，总是追赶大城市知识女性的时髦。我跟他俩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去法兰克福的贵族沙龙，能够参加这种小圈子聚会的都是些已在某个领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赖的佼佼者。汉斯·埃里希和我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帝国议会的女议员总会抱着某种期待。事实上，这两个团体对邀请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确，进德国工人圈子要比进摆满哥特风格雕塑的市民沙龙更困难。

在法兰克福，在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里，不出几个月我的名字就广为人知。就像在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至关重要、决定命运的转折一样，这次也是在未经筹算、揣测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想来我下定决心、在纸上计划要实现的东西，在生活中一样都没有成功；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活在与以往截然不同、内容全新的生活里。我就这样去的《法兰克福日报》报社，有一天我去报社造访，给专栏编辑吉克先生递了一张我的名片。编辑立即接待了我，我给了他一篇文章，然后惶惶不安地告辞离开。要知道，《法兰克福日报》对德语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极，简直像提防七首毒龙。当然，在德国这份能够称得上唯一名副其实的世界报版面上，一个副句里的连词符号，永远不会比副句的思想内容更重要。当时专栏有三位编辑：吉克先生是那种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规中矩的公务员类型的记者，贝恩哈德·迪博尔德是一位评论家，还有一位则是可爱、热心但完全不能让人信任的酒鬼威洛·乌尔。我的文章第二天就发表了。我并没感到意外，也不

知为什么，我怀着一种恬不知耻、孩子式的自信，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92]等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他们的名字在中欧家喻户晓。报纸是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一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编辑的，临街的墙壁刷得就像一座猎人城堡，夹在两座蒸汽磨坊中间。但是这份在这幢房子里编辑并印刷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它的一条社会经济新闻，能够触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它的一行评论文字，每周让谁的名字出现两三次，足以让一个文坛新手在德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我带着一股盲目的自信开始写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读者对报社同仁的期待。我凭着源于潜意识的自发性理解与冷静，将自己的观点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付诸笔端，就像米克萨特[193]在故事中描写的那位乡村铁匠用小刮刀做眼科手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文字该负的责任，这时候我才感到敬畏。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写了好长时间，现在回想，《法兰克福日报》出于让我无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我为这家久负盛名、切实代表欧洲精神的报社工作了许多年。他们从来没有派给我任何无聊的任务；后来，我从国外，从巴黎、伦敦、耶路撒冷、开罗写文章寄给他们，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里写下所有可能引发读者兴趣的见闻与随想，写下某个特殊人物的声调，写下凯约[194]讲演的手势，写下杰里科[195]一位妇人的脚步，写下马赛一个跑堂的烦恼，写下里昂旅馆里的杂乱无序，写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或一个皮革商写的小书；总之，我构思巧妙地写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发表在《法兰克福日报》上……那段时间我用德语写作，好像我真会德语似的；我的手迹原封原样地印在这份影响 巨大、语言考究、门槛很高的报纸上。报社老板兼主编亨利·西蒙满怀善意地关注我的每个细微尝试，自始至终都对我的文章大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