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2/18页）

我们好几个人在一家名为“大象”的小客栈里投宿，大伙儿在魏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做，我们并不想通过自己的深入了解或在那里逗留的朴实体验传播歌德文学；我们只是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魏玛是一座比例适当、精致优雅的城市，几乎凝固在歌德的传统中，不会苏醒，不敢谈论别的，也不敢想别的，一切都围绕着对天才的纪念。在客栈下榻的有苏格兰的“蓝丝袜”[184]，有脾气暴躁、神经兮兮的老妇人，有一位颇像塞特姆布里尼[185]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过他比托马斯·曼的《魔山》问世早十几年，晚上，他在旅馆会客厅里逐字逐句地给我讲“共和国与好国王”，还有心性孤独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到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沉浸在冰冷闪烁的夜色里，沐浴着与众不同的精神之光，陶醉在魏玛的氛围里。这里还有许多附庸风雅者和游客。但在这个精神错乱的世界里，转眼就能划拉进来几个死人，合同已经拟好，这为以后能在大屠杀中缓解内心的罪恶感提供了方式。魏玛，戏院，图书馆，那家“大象”客栈，以及另一家后来我在那里住过、由一位匈牙利学者的妻子主管的廉价旅店，我跟她有过几天身心的瓜葛：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那类俗世修道院，只有精神气质相同的人才会心诚意切地聚到那里，进行俗世的灵魂修炼。从远处旁观，你也许会觉得这种做派有点夸张，但那些已习惯了的人，就会觉得找到了归宿。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人，具有物质的命运，也具有在其身上自然展开的精神的命运。一个人要么遇到歌德，要么遇不到；我很幸运，很早我就遇到了他。我不能说自己生活在某种狂热、傲慢的歌德崇拜中。但是我相信，当我在上中学时背诵海尔曼和多萝西娅的六步格诗时，我就已经在一位天才的气场里，以某种神秘莫测、无法解释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似曾相识的命运；我既没有吓得浑身发抖，也没有觉得自己堕落。当我旅行到魏玛时，我大概还在读维特[186]；今天我站在壮年的门槛，已经在读《诗与真》了；歌德就这样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体成长的物质阶梯，不可能“跳过”某个阶段，不可能抗拒，必须走完整个旅途，在道路的尽头有一首神秘的大合唱回答浮士德的提问——假如我有时间聆听和理解，我想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时间面前不能……我心情舒畅、多愁善感地住在魏玛。歌德不是一位导师；人们可以怀着某种崇敬但不羞怯的令人愉悦的亲密与他为邻。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那里都是家，就连阳光、植物、日常熟悉的习惯和礼仪，都跟在家里一模一样。

在德国，我在三座城市住了较长时间：莱比锡、魏玛和法兰克福。我并没有刻意地计划，可也不能说完全偶然，我在流浪岁月里选择歇脚的这三座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我沿着他的足迹旅行，本能地隐在他的影子里。读歌德的书，我从来不能这样随便：好吧，现在我坐下来翻翻《西东诗集》。如果这样读他，很可能就会令我厌烦。歌德陪伴生命一起成长，一起前行，让人将自己与他连为一体。我随身总揣一本歌德的书，无论在家，还是在路上，至今如此。后来，我只找到了一位能让我以如此固执的散漫阅读的作家，我手头总会有他的书，每天我都会读他的几行信或几句评论：他就是奥朗尼·雅诺什。我从奥朗尼那里学了匈牙利语，而且至今都在学。我从歌德那里什么都没学到。他天才的著作改变了他身后几代人的思想氛围；也许，我只在想摆脱他或否定他时，才会想起他。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一次魏玛。图书馆的人已经认识了我，看别墅的门房像熟人一样欢迎我，我看过园中的冬景和春色。我不敢写作；确切地说，我一到魏玛就不再写东西。歌德身上那种跟其作品相比或许稍显逊色但具有同样巨大感染力的永恒个性所形成的神话，是我在魏玛感知到的，这个神话与时间和作品无关，不会释解，不会消失，能够影响许多代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这三行诗句，读它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后来，过了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它在我心里开启了什么，它活在我的体内，用不着加重语气，柔声细语，就像有人教我呼吸：

我曾经相信，现在才真正相信

我的命运时而奇妙，时而卑微

我继续恪守信徒的教规。

9

在法兰克福，我在棕榈园附近的利比希大街租下一个房间。房东是一位驼背的裁缝，他在我搬去后的第二周结的婚。他娶的女人又高又瘦，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女性人物。新婚之夜，她跟裁缝在隔壁小屋里做爱，午夜激战；驼背裁缝是个性虐待狂，用鞭子抽他两米高的妻子，新娘被抽得亢奋地呻吟，整夜欣狂地叫喊：“你太棒了！”我饶有兴味地偷听这不同凡响的洞房狂想曲，丝毫没有厌恶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意外。我对一切都感到熟悉和自然，觉得不过是人生常态。这种态度不可能学来，而是精神气质的自然结果。有人敢吃老虎肉，法兰克福裁缝鞭挞妻子，女人亢奋地呻吟：这就是生活，我在天亮时想。新婚夫妇累了，我也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