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1/18页）

我在慕尼黑歇脚，想喘一口气；正好赶上了暴动之后，街巷里到处设满了路障。在那几个月里，在我流浪德国期间，不管在哪个外地城市都可能遇到类似情况：散步途中，革命者突然从某个街角开枪射击，警察迅猛反扑，巷战越演越烈，我有时不得不在哪个门洞里躲避一会儿，看子弹横飞。高烧虽退，但仍不时地畏寒。人们从大屠杀中返回家，藏起枪支，因为他们是绝对的硬汉，时不时要以“政治”的名义动用武器。在慕尼黑，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路口遭遇险情。当时，赤色分子已被驱散，被殴打，被投进监狱——但是“赤色力量”始终不是一个可以统计、公开登记的政党，赤色分子从那个时期一开始就在社会中存在，就跟其他政党一样，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瞬间才浮出水面。当他们受到镇压、组织被迫解散、领导人被处死时（殉难者中包括一位心灵格外纯净、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兰道尔[180]）：“赤色分子”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在白色恐怖的社会里转移到地下，如同细菌在危险的培养基里受到抑制，但随时随地试图东山再起。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我躲进门洞，等待枪声平息。几辆卡车开过来，拉走了伤员，我终于可以走到街上，跨进街对面的咖啡馆……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震惊。我年轻时代的散步，有时被机关枪扫射打断，这对我来说很自然。人们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小小的宇宙，完全被存在的狂喜充满了；我满心迷恋地享受存在的美妙，那种迷恋阻碍了对细节的欣赏或怀疑。我在慕尼黑逗留期间，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这座城市忧郁，颓靡，到处充斥着啤酒的欢愉，职业的友善和品味低下、霸道、造作的艺术活动。我住在“英国公园”内的一个家庭旅店，住在一群附庸风雅的英国人和匈牙利人中间，他们去施瓦宾格区[181]参加画廊活动和在两次革命之间刚刚兴起的慕尼黑化装舞会。在施瓦宾格，在一个类似场合，我结识了一位说话有口音的慕尼黑女士。黎明时分，顶着朦胧的天光，她陪我回到英国公园内的住所，上床睡觉前，她像家庭主妇一样开始忙活，我吃惊得险些下颌脱臼：她先把我的外套刷干净挂好，用鹿皮擦亮我的皮鞋，将家具打扫得一尘不染，随后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把每件衣物都整齐地叠好，摆好，最后将头发编成发辫，并用纸片将前额的发绺精心卷好。之后，她才用再自然不过的动作，用一位家庭主妇终于可以招呼客人了的那种亲热躺到床上。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居然能在偷情的时候，在一个陌生男人的住处，仍然保持家庭主妇美德的女人。我惊叹不已。跟我通过文学了解到的世界相比，世界毕竟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要想在如此纷杂无序的意外之中持有某种观点，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8

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我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我想通过诗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收藏，弄清这桩神秘、怪异案例中“天才”的秘密——我试图通过他的故居理解什么，理解某些不仅作品从未说透，就连生平和“个性”都不能完全解答的东西——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比什么都更令人不安的现象，天才和他对世界的影响。我寻踪觅迹，在一只水杯上寻找手印、唇印和在人生各个阶段中的指纹变化，我凝视一幅描绘他在游历意大利途中小憩、风格朴实的学院派风景画，我能一周七天都在这些房间里踱步。在魏玛，这位大人物的肉体存在至今都未冷却，某种浓缩的化身留了下来，而他的存在的物质影响，只以无限缓慢的速度随时间消散。我不想对歌德做一番学术评价。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关于“诗人壮年时代”或晚年的研究论文……我在公爵公园里漫步，在那里，这位“小太阳王”[182]，邀请歌德前去的公爵，凭借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努力蹩脚地复制了凡尔赛宫的设想；夜晚，我坐进剧院欣赏《坦克雷德》或《伊菲革涅亚》——在魏玛剧院里，我感觉宾至如归的舒服自在，歌德曾在那里不无忌妒地目睹了广受赞美的扣赞伯[183]的成功……上午我去图书馆，歌德在那里至高无上，超越了所有被放大到极限的生活真理和人类可能达到的情感尺度。我跟图书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他五十年如一日地负责保管、整理和收集所有与诗人在当地居住有关的警察局资料；我们一起核实洗衣费发票和买调料收据，满心惊喜地揣摩推测，我们无须解释就彼此理解。我跟所有那些突然有意无意地走进歌德的世界并在那里驻足的人一样迷途其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