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9/18页）

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跨进一个我从未进去过的陌生房间，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像去看一具尸首或哪位亲戚，或谈论一桩谋杀案。在我看来——我通常坚持第一印象——新闻写作跟我生存的时间相伴相存，与我的个人体验有关，不可能避开，而且一切都同等重要，同样有趣，一起发生，同时发生，“值得讲述”……我感到一种不安，仿佛只有我，必须由我独自、独立地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部长们的言论，神秘凶手的藏身地，包括隔壁出租房里的房客只身独处时在想些什么……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难以言表地“迫在眉睫”；有时候我会半夜惊醒，下楼，上街，像一位焦虑不安的报道者，生怕自己会“错过”什么。确实，新闻写作使我染上了强迫症，这个任务我不能放弃，我必须掌握“原始素材”、事实、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神秘资料和不同场景之间的联系。我无时无刻不在做“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紧迫之事。当时我二十岁，我想在令人兴奋的报道中揭密，既不想多，也不能少，只需解开“生活的秘密”。我想，我偷偷梦想能做出一个“绝妙的报道”，不断登在报上，并不是什么特殊题材，只是生活本身。十五年里，我在数以千计的文章里试图写出这个报道。今天我都不写别的，今天我都不想写别的。

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生活对于作家来讲是不可靠的素材，他只能采用自己的方式在剥离状态下从中利用些什么。后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和我的写作连同生命一起，仿佛置身于大爆炸的核心，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事实感到麻木，听而不闻。突然间，在我的视野里看不到任何障碍。这个世界在我眼里，充满了比有趣更有趣的“素材”；是的，我只需把它们写下来，征服读者，我喜欢这样。至今我都不是象牙塔理论的笃信者。我认为，即使在象牙塔里也可以写作……其实，对作家来说什么都无害，象牙塔也无害，新闻写作也无害。我不迷信那些拿腔拿调、逃离生活的唯美主义者以及充满怀疑与憎恨的“自然主义”作家，像吉卜赛部落首领那样“听从心灵的统治”“记录生活”，他们是那样一丝不苟，就像生活本身在讲述一样……作家活在两种意志之间：创作，置身局外。

我开始在德国旅行，总感觉自己像一个“我们出差在外的同事”，他在路上，也许在追查一桩盘根错节、诡谲多变、永远无法侦破的玄秘案件……我穿着天鹅绒领、质地很薄的外套旅行，在冬季，而且不戴帽子；我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只带《圣经》、仙人掌、耶稣受难十字架和小黑人木雕。新闻记者不可能带比这更轻的行囊旅行；“我的任务”也是那么随意，性质也很普通……我对一切都感兴趣，同时一切都像梦幻一般交织在一起。在青年时代浓密、窒闷的迷雾里，我看到了生活的四季风景；所有的人都很“有趣”。我心血来潮地在图林根的一座火车站跳下列车，在火车站站长家借宿并写了一首诗，讲述我在图林根的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一切都是那么奇妙无常，不可思议。

不，在我身上找不到前几代人的痕迹，找不到“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一片普鲁士的土豆地也能让我欣喜若狂，我就像只小狗，对一切着迷；我总是活得“很自我—很忘我”，就像一个死里逃生者，不知道应该先为什么高兴，一切都同样地迫在眉睫，感觉一切都跟自己直接有关……战争曾是死亡的危险，我从危险中逃了出来；我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接到入伍通知，当时战局已经明了，我们输掉了那场战争。我的同班同学们被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送到伊松佐河[174]屠宰场；就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班共有十六人阵亡！但我对战争都知道些什么？我满心惊恐地逃离了命悬一线的死亡危险；面对眼前的所有一切，无论是物是景还是人，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位“目击者”；当时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意识到，我应该向后代人讲述我目睹的一切。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表述这个。一种“文化”，或通常被称作“文化”的东西，桥梁，弧光灯，绘画，货币系统，诗歌，都在我眼前分崩离析；没有“消失”，当然没有消失，只是重新组构，不过是以那么可怕的速度，仿佛我们已经习惯并一直存活其中的大气压发生了改变。就像飞行员升到极高的高空，他的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我惊恐万状地意识到那非同寻常的出血的征兆。我知道，我害怕了。周围的事物处于某种难以表述的重要、可贵的终结之中。我是那么害怕，就像一只小动物在地震前那样惊恐。那时候，我还没读过斯宾格勒[175]的书，还没有搜集各种“理论”。我有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我想看看“在原始状态中”、在尚未发生恐怖难测的变化之前的某些事物。我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