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8/24页）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我还是对上号了。头一个，泰松，一九七二年九月，我误收从丹吉尔74给我父亲打来的这份电报：1194丹吉尔34601速结清办公室租金——断——我的女秘书固定——断。速答复泰松。这个泰松，是在丹吉尔的金融家。至于卡菲尔托拉斯公司的梅尔诺特；他曾是免税区国际董事会成员。

再有，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间，我随同父亲见到了董事会的第三人：夏尔·吕什威。我父亲拿这个夏尔·吕什威作为失败的例证，让我当心学习不要过分注重“文学”：夏尔·吕什威在路易大帝中学，念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科班，跟罗歇·瓦扬和罗贝尔·勃拉西拉是同学，结果他一生没干一点儿正经事儿。从形貌上看；像一个轻浮的瑞士人，爱喝啤酒，一个穿便装的宗教人士，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嘴唇软塌塌的，往往偷偷跑日内瓦的“男性公共便所”。他离了婚，五十岁又跟一个比他小得多的、矮胖留短发的女人一起生活，住在十六区底层没有窗户的一间屋子。别人能感觉出来，他准备达成任何妥协。他可能充当我父亲的总管和“男爵”，这并不妨碍他像答尔丢夫75那样，装腔拿调地教训我。一九七六年，我在孔蒂河滨路公寓的楼梯上遇到他，人明显见老，脸颊胖肿，一副流浪汉的样子，梦游似的胳臂上挎着食品袋。我发现他就住在五楼的套房，我父亲去瑞士了，房中空空如也，没有一件家具，连暖气、水电都断了。他和妻子占据空屋，勉强生活。妻子打发他上街买东西——也不过是几个罐头。她变成了一个泼妇：这个倒霉鬼每次回到空房，我都听见她大吼大叫，猜想恐怕他不再出席莫居皮亚公司董事会的会议了。一九七六年，我错收了这家金融公司的一份报告，内容是“已经向我们公司在波哥大的律师发出指示，到哥伦比亚法院启动赔偿的诉讼程序。我们以此件告知你们，你们的总经理是提姆伯南美洲公司的董事，在这家子公司中代表我们的公司”。然而，生活是残酷而不公正的，打破了最美好的梦想：总经理永远也拿不到波哥大方面的赔偿金。

一九六二年圣诞节。那年圣诞节是否真的下了雪，我已经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我在记忆中，看见夜间大雪纷飞，落到公路和马厩上。若泽和亨利·B把我接到圣洛种马场。若泽姑娘在我母亲外出时看护我，从我十一岁到十四岁。她的丈夫亨利是种马场的兽医。他们是惟一可托付我的人了。

后来几年，我经常来圣洛，到他们家。这座城市，人称“废墟之乡”，毁于盟军登陆的轰炸中，许多幸存者都失去了他们身份的踪迹和证明。必须重建圣洛，一直建到五十年代。我去阳台咖啡馆和市图书馆，亨利则带我去周围的农场，即使夜里叫他，他也得去给牲畜医治。恰恰是在夜晚，想到所有这些马匹在我的周围守护，或者在马厩里睡觉，我就放心了，至少这些马匹不会被送到屠宰场了，不像一天早晨，我在勃朗西翁门所见到的那一长队。

在圣洛上学的时候，我交了几个女友。其中一个住在发电厂。另一个，十八岁就想上巴黎，注册戏剧学院。她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向我透露她的打算的。在外省，在安讷西，在圣洛，所有梦想和晚间漫步，都出现在发往巴黎的火车站前。

一九六二年这个圣诞节，我读了巴尔扎克的《幻灭》。我一直住在房子顶层的同一间屋，窗户对着大路。记得每逢星期天，午夜时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沿这条路走向工棚，不断地喃喃自语着。圣洛令我念起《深红色窗帘》76的亮灯窗户——仿佛我在那老房间，或者我的青春里忘记了关灯。巴尔贝·多尔维利77就出生在这附近，我参观过他的故居。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混淆的两年。缓慢的日子，雨天……然而有时，我却领略到第二状态：我摆脱了这种灰蒙蒙的天地，进入到一种陶醉和梦游的混合感觉，正像在一个不眠的春天之夜后，行走在街道上。

一九六四年。我在火车站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遇见一个名叫卡特琳娜的姑娘，她有着阿莱蒂街区的巴黎人的优雅和口音。我记得那年的春天，沿着露天地铁掠过的栗树叶丛。火车站大街，低矮的房屋当年还没有拆毁。

我母亲在杂剧院扮演一个小角色，演出弗朗索瓦·比耶杜78的一个剧本：《世界怎么样，先生？世界在自转，先生……》鲍里斯·维昂79的妻子，于尔舒拉·库伯莱也在剧中扮演了角色。她开一辆红色摩根牌轿车。我去过几次她和他的男友家，男友霍特·德戴埃，自称威龙。她教我如何跟鲍里斯·维昂跳熊舞。我很激动，看到了鲍里斯·维昂收藏的全部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