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7/24页）

我继续“罢课”，不回学校宿舍。一天下午，母亲和我，我们一个铜板也没有了。我们在杜伊勒里公园里散步。万不得已，她决定求助于她的女友苏姗娜·弗隆。我们连买两张地铁票的零钱都没有了：就徒步走到乔治五世大街。苏姗娜·弗隆在她多层露台的套房接待我们：真以为上了一条邮轮。我们留下吃晚饭。我母亲双腿站定，以演悲剧的腔调，向她陈述了我们的“不幸”，同时伴随着不容置疑的舞台动作。苏姗娜善意地倾听，为这种境况伤心。她主动提出给我父亲写封信，给了我母亲一笔钱。

随后几个月，想必我父亲终于下了决心，让我永远离开我从十一岁就年年入住的学生宿舍。他约我到咖啡馆见面。他唠叨不休，怪罪我母亲和我，我在我们父子之间未能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每次我都不得不向他乞求，他最终极不情愿，给我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就带给我母亲。有些日子，我空手而归，引起她大发雷霆。很快，我就要满十八岁了，随后几年，我就极力设法，自己给她弄到这些可恶的、印有诗人让·拉辛头像的五十法郎钞票，然而，这并不足以消除她始终向我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缺乏善意的态度。我从来无法向她交心，也不能请求她什么帮助。有时候，我就像一条没有家谱的野狗；有点儿过分放任自流，萌生一种幼稚的欲念，白纸黑字，详详细细写下她由于心狠和轻率，让我遭受的所有委屈。现在我保持缄默了。我也宽恕了她。从今以后，这一切都消逝淡远了……记得我上学时，抄过莱翁·布洛瓦71的这样一句话：“人这颗可怜的心，有些部位尚属子虚，痛苦进入方始存在。”然而在这里，这是一种完全无谓的痛苦，甚至无法升华成一首诗。

窘困又要逼近我们。有一年——一九六三年一套房必须“接上”煤气，必须施工。我母亲付不出钱来，我也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在酒精炉上做饭。我们从来不烧暖气。缺钱的状况持续很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们一点招儿也没有了，她就把我拉到皮埃尔—夏隆街的当铺，让我将一支“钻石笔尖的金笔”当掉：这是一个文学奖品，由莫里斯·舍瓦利埃72亲手颁发给我的。他们只给了我二百法郎，我母亲眼神冷酷，一把抓过去揣进兜里。

那些年，我们年年都感受“房租付款期的焦虑”。这些套房很老旧，战前就破烂不堪，当时租金不很高。街区随着商业和居民而发生变化，从一九六六年起，房租就涨了。不要怪我，讲述这种细节，不过，这些事确实引起我的忧虑，但是很快就排除了，只因我相信奇迹，我也沉浸在巴尔扎克式的发财梦想中。

几次同我父亲见面，令人伤感，我们就再也不一道回公寓楼了。他先回去，我则依照他的指示，要等一阵工夫，绕着建筑群兜圈子。他得向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隐瞒我们父子见面。通常，我们单独相见。有一天，我们和菲力浦·德·D侯爵共进午餐，这一餐要跑两家餐馆，一家在卢浮宫河滨路，另一家在大奥古斯丁河滨路。父亲向我解释说，菲力浦·德·D有个习惯，同一顿午餐，要吃好几家餐馆，约见不同的人……在一家餐馆吃第一道菜，到另一家餐馆吃主菜，再换一家吃餐后点心。

那天，我们跟随菲力浦·德·D，从卢浮宫河滨路转移到大奥古斯丁河滨路。他身穿一种军装，声称在战争中，他曾是诺曼底—尼耶芒空军中队的成员。我父亲度周末，也时常去D的古堡，坐落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他到那儿，甚至还参加猎鸭的活动，也只是勉为其难吧。我还记得，一九五九年，我们在索洛涅73保尔·贝尔托勒家度过的几天，有他妻子以及德·纳莱什伯爵，当时我真怕父亲把我丢下，而这些杀手带上我去围猎。我父亲跟菲力浦·德·D做“生意”，同样也跟保尔·贝尔托勒做“生意”。据我父亲说，D年轻的时候，是个放荡的公子哥儿，甚至蹲过监狱。后来，他给我看，D戴着手铐的一幅照片，是他从一份《私家侦探》旧报剪下来的。可是，D继承了他祖母（娘家姓W）一大笔遗产，想必我父亲需要他出资。五十年代末以来，我父亲确实还抱着一种梦想，要赎回哥伦比亚一个产业的股票。自不待言，他指望菲力浦·德·D出资帮他实现这一计划。

D后来娶了一个女汽车赛手冠军，最终毁掉了他的生活：先是在哈马马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均有同名城市）经营一家夜总会，后来又到波尔多开了修车厂。我父亲则不然，还坚持数年，忠实于他那哥伦比亚之梦。一九七六年，一位朋友转交给一张卡片，上面能看到这样的信息：“莫居皮亚金融公司。注明地址：巴黎（九区）牧羊女街22号。电话：7707694。法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领导：总经理：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先生；董事：夏尔·吕什威、莱翁—米歇尔·泰松……等先生，卡菲尔托拉斯公司（拉乌尔·梅尔诺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