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8/88页）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呢？她忽然发现，并没有人可以告诉她答案。

约书亚已经在会议室了，啜饮着他迷恋的淡咖啡。我慌慌张张地进去，在摄影总监班贝尔和专栏编辑亚历山德拉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从这里向外眺望，可以看到繁华的马尔伯夫街，这里距离香榭丽舍大道只有一箭之遥。我并不喜欢这一带，巴黎的这个地区一年四季不论何时都是车水马龙，而又流于俗丽。然而，夹杂在人潮如织的观光客之间，踩着宽阔却又满是灰尘的人行道来这里上班，却又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我为美国周刊《塞纳河风光》撰稿已经六年了，专门为旅居巴黎的美国人采集可以吸引他们兴趣的“当地风采”的主题，从社会文化生活，包括展览、电影、餐厅、图书，到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竞选。我们不仅出版纸质杂志，同时也在线上发布电子版。

这份工作很艰辛，截稿日期总是非常紧迫。虽然我很仰慕约书亚，但他简直就是个独裁的暴君。他对员工的私生活、婚姻以及儿女都不甚尊重。要是有人怀孕了，他就立刻不再用；要是谁家里孩子病了，他也会横眉冷对。不过，他的眼光相当独到，编辑能力和对时事的把握高人一等，员工们都对他言听计从。虽然我们在背地里难免会抱怨他几句，但对他也是心服口服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客，在巴黎度过了十年的光景。他已经年近五十，一张长脸上的眉眼已然下垂，外表十分具有欺骗性。他一旦张口，便是在专断地发号施令，所有人只能唯他马首是瞻，无从反驳。

班贝尔出生于伦敦，年近三十，身高六英尺。他戴着一副紫色的眼镜，头发染成了橘色，喜欢在身上打孔。他身上的英伦式的幽默让我难以抗拒，但约书亚却颇不以为然。我对班贝尔从无怨言，他谨言慎行，效率很高。每逢约书亚拿我们出气的时候，他总能给予我们支持。他是我们珍贵的盟友。

至于亚历山德拉，她有一部分意大利血统。她皮肤丝滑，生了一头如绸缎般的黑色鬈发和让男人心醉神迷的丰满而水润的双唇。她不但有这般美貌，而且野心勃勃。年龄虽只有我的一半，但薪水已经和我差不多了，即使我在刊头上的署名比她高，我也说不准我是否真心喜欢这个女孩。

约书亚正在浏览下一期主题的图标，上面有一篇重量级的文章，是关于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这是继让－玛丽·勒庞在第一轮投票获得高得票率之后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了。我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看到亚历山德拉被分配到这项任务时，不免暗自窃喜。

“茱莉娅，”约书亚抬起头，透过他的眼镜打量着我，“接下来是你拿手的主题了，‘冬赛馆事件’六十周年纪念。”

我清了清喉咙。他刚刚说什么来着？我听成了“展览事件”。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亚历山德拉颇有优越感地向我瞥了一眼。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你没听说过？”她对我说。有时候我就讨厌她这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口气，比如今天。

约书亚接着说：“‘冬赛馆事件’，就是指‘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冬赛馆是座非常有名的室内自行车竞赛馆。上千个犹太家庭在生活条件极度恶劣的体育馆里被拘禁数天之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

我对这件事有点儿印象，但很模糊。

“是的。”我看着约书亚，语气坚定地说，“好的，然后呢？”

他耸耸肩：“好的，你可以开始着手寻找‘冬赛馆事件’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然后调查清楚纪念会将由谁举办，确切的时间、地点。最重要的是，去挖掘真相，去探访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份相当棘手的工作，你也知道，法国人非常不情愿提起由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这不是他们什么光彩照人的历史。”

“有个人可以帮你。”亚历山德拉的语气稍微有些友善了，“弗兰克·李维。纳粹的大屠杀之后，他发起了最大的犹太人寻找家庭的社团。”

“我听说过。”我一边说，一边匆匆写下他的名字。我听说过，弗兰克·李维是个公众人物，他曾举办过很多场研讨会，也写下过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犹太人被侵占的财产以及被驱逐的恐怖经历的。

约书亚喝了一大口咖啡。

“不要空洞无物的文章，”他说，“也不要感情用事。我只要真相、证据，以及——”他盯着班贝尔说，“生动而有力的照片。去调查旧档案也行，不过可以找到的资料不多，也许这个叫李维的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