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11/88页）

在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里，我备受呵护，从不曾遭受任何波折或者历经戏剧化的场景。朗克尔中学就在街角，感恩节和圣诞节祥和而温馨，慵懒的夏日我则会在纳罕的海边度过。宁静的日子周而复始，唯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在我读五年级时，那披着一头蓬松乱发的西伯德女士朗诵着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多亏了她，我做了几年的噩梦。

步入青少年时期，我才开始向往起法国。那股心底潜藏着的迷恋与日俱增，日益强烈。为什么想去法国？为什么选择去巴黎？法语这种语言一直让我着迷，我觉得它比德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都要柔软而娇媚。而且，我特别擅长模仿《兔八哥》里那只名叫“臭美公子”的法国臭鼬，模仿得惟妙惟肖。然而我知道，我深深地迷恋法国，这与地道的美国人所谓的浪漫、圆滑、性感毫不相干。我迷恋法国的远不止这些。

初到巴黎，我立即就被这座城市拥有的强烈对比所吸引了，这里庸俗简陋的小巷和富丽宏伟的高楼大厦并存，我探寻着这里的对照、潜藏着的秘密、无处不在的惊奇。我整整花了二十五年的岁月才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终于可以忍受那些耐心有限的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终于掌握了在凯旋门附近行车自如的诀窍：哪怕周围有司机在高声怒骂，或者再惊奇点儿，一个开着黑得发亮的迷你车的优雅高调的金发美人冲着我口出污言，我都可以充耳不闻。对付那些傲慢的门房、自以为是的推销员、厌烦的电话接线员和自负的医生，我都有一套。我摸清了巴黎人的想法，他们自以为是这世界上高人一等的公民，尤其是要比那些南起尼斯北至南锡的法国人还要高贵，这里面还包括住在巴黎郊区的法国人。我还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人都称呼巴黎人“人模狗样”，对他们全无好感。除了巴黎土著，没人真正热爱巴黎，没人会比他们更以这座城市而自豪。说到傲慢自负，没人能及巴黎人的一半。我不禁怀疑，为什么我偏偏如此迷恋巴黎？或者，是因为这座城市从未向我敞开心扉，于我，她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我很清楚我的处境，我是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女孩。

像佐伊这么大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记者。从高中为校刊写作开始，我从未停下过手中的笔。刚满二十岁时，我从波士顿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来到巴黎定居。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某家时尚杂志担任初级助理，但不久我就辞职了。比起裙子长短或者春季流行色，我更渴望书写更加发人深省的文字。

接着，我接到了随之而来的一份工作：为美国电视新闻网络撰写新闻稿。待遇并不十分优渥，但足以能让我继续留在巴黎。我和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在第十八区合租了一套公寓，他们俩是一对同性恋人，我们的友谊也一直维持至今。

这个星期，我与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约好了晚餐，地点就在我遇到伯特兰之前居住的贝尔特街。伯特兰很少陪我来这里，我有时很好奇为什么他对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毫无兴致。“我的甜心哪，因为你亲爱的丈夫就跟大多数法国中产阶级的富裕绅士一样，只喜欢女人，对男同性恋毫无兴趣！”我的朋友伊莎贝尔慵懒的声音犹在耳畔，还夹杂着浅浅的低笑。没错，她是对的，伯特兰只喜欢女人。用夏拉的话来说就是：“肯定不会错的！”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仍住在我们之前合租的公寓里，只是当年我的那间小卧室被改造成了更衣室。克里斯托弗是一位时尚达人，并且以此为傲。我很喜欢参加他们的晚宴，因为会有各种有趣的人出席，如名模、歌手、颇有争议的作家、可爱的同性恋邻居、美国或加拿大记者或者刚出道的年轻编辑。赫尔夫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里担任律师，克里斯托弗则是一位瑜伽老师。

他们俩都是我的挚友。当然，我在巴黎还有其他朋友，其中大多是美国移民，诸如霍莉、苏珊娜和简，她们都是我在美国念大学或者在杂志上刊登保姆寻求广告时结交的。我还有一些亲密的法国女性朋友，如伊莎贝尔，我是在佐伊在普莱耶音乐厅上芭蕾舞课时认识她的。可是，每当清晨醒来伯特兰乱发脾气时，我只会给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打电话；佐伊在滑板上摔下来弄伤脚踝时，也只有他们来探望过；他们从不会忘记我的生日，知道我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听到什么美妙的唱片也会与我分享。与他们在家中共进高雅的烛光晚餐，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我预先带了一瓶冷藏过的香槟酒。赫尔夫开门和我打招呼，克里斯托弗正在沐浴。赫尔夫四十多岁了，但仍旧保持着纤瘦的身材，蓄着络腮胡，和蔼可亲。他抽烟很凶，我们劝过他很多次，叫他戒烟，但都是徒劳，便只好任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