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8/10页)

注意!‘我怕上帝,亲爱的阿布奈尔’,这里是一顿,”他闭上眼睛,微微摇着头,一边用手向前轻轻推开水波,又说道:“‘别的我什么也不怕’30。”

接着,这位“除了上帝什么也不怕”的老头儿看了看表,合上书本,给了我一把椅子——这便是我的舞伴

由此可见,我之从来不会跳舞,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样的课没有继续多久,大约两个星期以后,便悲剧式地结束了。

一天我随参政官去看法国歌剧,序曲奏了一遍又一遍,幕仍没有升起。前座观众想表示他们懂得自己的巴黎,开始啸叫,像巴黎的后座观众一样。这时一位导演走到台口,向右一鞠躬,向左一鞠躬,又向前一鞠躬,说道:

“请各位观众原谅,我们发生了一件万分不幸的事:我们的同事达勒斯……”说到这里,导演的嗓音真的被眼泪打断了,“刚才发现,已因煤气中毒,在卧室中去世了。”

就这样,俄国的煤气以自己强有力的手段,使我脱离了苦海,与朗诵,独白,以及那位有四条硬木细腿的女舞伴分手了。

十二岁时,我从女人手中给转到了男人手中。那时前后,父亲曾打算配备一个德国人照顾我,试了两次都未能成功。

带孩子的德国人既不像老师,又不像仆人,这完全是一项特殊的职业。他不教孩子读书,也不给他们穿衣服,但是要监督他们的学习和衣着,关心他们的健康,陪他们散步,与他们谈天,谈什么废话都成,只要是德语。如果有家庭教师,德国人得服从家庭教师;如果只有照管孩子的老家人,老家人便得服从德国人。教师无非虚应故事,有时由于意外原因难免迟到,又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有时需要早退,他们不得不讨好德国人,德国人虽然不学无术,便因此以大学者自居。至于家庭女教师,她们往往要利用德国人替她们跑腿,买这买那,不过,除非身体有严重缺陷,又无别人拜倒在她们面前,她们才会允许德国人追求她们。十三四岁的小学生背着父母,溜进德国人的房间吸烟,他也不加干预,因为他要留在公馆里,就得掌握一些有力的辅助手段。确实,大部分带孩子的德国人这时都受到主人的恩宠,离职时还能拿到钟表等等礼物。一旦他厌倦了这种生涯,不想再陪孩子在街上溜达,为他们的伤风和衣帽上的污迹接受申斥,那么带孩子的德国人便可以成为普通的德国人,开一家小铺子,把琥珀烟嘴、花露水、雪茄烟等等出售给自己从前培育的人,为他们作另一种秘密服务了。31

第一个雇来照管我的德国人,出生在西里西亚,大家叫他约基希;单凭这个古里古怪的姓,我认为就不该雇他。这人身材高大,秃顶,非常腌臜。他自称懂得园艺,我想,父亲正是因此才看上了他。这位西里西亚巨人,我一点不喜欢,我之所以容忍他,只因他陪我在杰维奇广场和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会给我讲各种猥亵的故事,让我搬到前室中去传播。他在我家干了不满一年,把庄园上的花草糟蹋得不像个样子,园丁要用镰刀砍死他,父亲这才叫他滚蛋。

接替他的是一个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人,他当过兵(多半是逃兵),名叫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这人擅长书法,但头脑极端迟钝。他曾在两家公馆照料过孩子,有一些经验,就是说能装出一副家庭教师的样子。此外,他讲法语带“咝”音,总是把重音念颠倒。32

我根本瞧不起这个家伙,也不让他得到片刻的安静。特别是后来,我发现有两件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还是不明白,这就是小数和三重法则,从此我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儿童的心大抵是无情甚至残忍的。我追根究底,问他比例是怎么回事,弄得这个沃尔芬比特尔猎骑兵走投无路。这事使我很得意,我就把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不学无术,正式向父亲提出,而以前我是很少与他进行这类谈话的。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还向我吹嘘,说他有一件崭新的燕尾服,天蓝颜色,金纽扣。有一次,我的确看见他穿了一件燕尾服去参加婚礼,衣服虽然大一些,但纽扣真是金的。侍候他的小厮偷偷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化妆品商店的掌柜,这件燕尾服便是向他借的。于是我毫不放松地追问这个可怜虫:你说清楚,燕尾服在哪儿?

“您家中蛾子太多,我把它交给一个熟识的裁缝保管了。”

“这个裁缝住在哪儿?”

“您问这干吗?”

“为什么你不敢回答?”

“不要过问与己无关的事。”

“好吧,这件事就算了,不过一星期后是我的命名日,你要从裁缝那儿把蓝燕尾服拿来穿上,让我高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