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午（第6/11页）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问。

“告诉你什么？”妈妈问。

“就是，你知道，为了钱……”

“拖地板？洗衣服？”妈妈笑了。“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你现在看着我的那种眼神吧，让我无法开口。”

她叹了口气。“你总是很骄傲的，查理。”

“我没有，”我反驳。

她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转头继续给塞尔玛小姐化妆。她小声嘟囔了一句：“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请你不要那样，”我有些恼怒了。

“怎么样？”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要那样。”

“我什么也没有说啊，查理。”

“不，你说了！”

“不要大喊大叫。”

“我一点也不骄傲！只是我……”

我哽咽住了。我在干吗呢？我低下头。难道就那么一点时间，和我死去的母亲只相处了半天，我们就又开始吵架了？

“为了生存而工作没有什么好害羞的，鸡仔仔，”塞尔玛小姐插嘴道。“但是，我这辈子会做的工作就是给人打扫卫生。所以你妈妈问我，‘那么，我也来做怎么样？’我反问她，‘宝儿，你真的肯给别人打扫卫生吗？’她回答：‘塞尔玛，如果你可以放下身段帮别人打扫屋子，为啥子我就不成呢？’还记得吗，宝儿？”

妈妈吸了口气。

“我可没有说‘为啥子’。”

塞尔玛笑成了一团。“是的，是的，你是对的，你没有那样说。我很肯定。你没有说‘为啥子’。”

她们一起笑了起来。妈妈还在帮塞尔玛小姐涂眼影。

“不要动啦，”妈妈说，但她们依旧笑个不停。

*

“我觉得妈妈应该再嫁个人，”吕贝塔说。

有一次，我从大学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她这么说。

“你为什么这么想？”

“她还很漂亮。但没有人能够永远漂亮。她也没有以前那样瘦了。”

“她不想嫁人。”

“你怎么知道？”

“她不需要再嫁人，吕贝塔，知道吗？”

“如果她现在不嫁人的话，她就永远也嫁不出去了。”

“别说了。”

“她现在都穿上束腹裤了，查理，我看到的。”

“我不管，吕贝塔！上帝啊！”

“你以为你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吗？”

“胡扯。”

“你没有听过那首歌吗，‘好吃，好吃，真好吃？’真是傻极了。你们大学里怎么还会不停地放呢？”

“结婚的事情是妈妈和你提的吗？”

“可能是。”

“吕贝塔，不要开玩笑。她到底说了什么？”

“没有，好了吧？但鬼知道，爸爸死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妈妈不应该总是一个人。”

“不要说脏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查理。你管不着我。”

那一年，她十五。我二十。她一点也不知道爸爸的事情。她不知道我看到了爸爸，还在和爸爸交往。她希望妈妈开心。我希望妈妈维持原状。离开妈妈用手掌心碾碎玉米麦片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九年过去了。九年了，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家。

在大学里，我选修了拉丁文，有一天我学到了拉丁文中“离婚”这个字。原来，我一直以为离婚的词根来自于“分割”，其实，这个词的词源是“改道”。

我觉得很有道理。所有的离婚都是“改道”，把你从熟悉的生活道路，改道到另一条陌生的路上，把你从你以为你需要的事情中带走，然后让你的生活陷入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中去，比如说，讨论妈妈的束腹裤和她该不该再婚的问题。

鸡仔的选择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大学生活中的两天，因为那分别是我大学生活中的最高潮和最低点。最高潮发生在我大学两年级，秋季开学以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学校棒球队，所以还有时间在校园里结交朋友。中考过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学校兄弟会的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大派对。派对上，灯光很暗，人很挤，音乐很响。旋转的灯光把人人照得光怪陆离。我们大声笑着，嚷着，举着装满啤酒的塑料杯不停干杯。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梳着小辫的长发男子跳到一把椅子上，开始和着音乐，装模作样地弹吉他、对口形——那是一首杰佛逊·艾普林的歌——很快，派对成了一个演歌会。我们纷纷开始在放唱片的纸箱翻寻，看有什么可以用来表演的歌。

我也不知道那些纸箱子里的唱片究竟是谁的，但我突然看到了一张很奇怪的唱片，我招呼朋友们说，“嗨，看哪。这里居然有这张！”

就是那张妈妈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放的鲍比·达林的唱片。唱片封套上他穿着白色的燕尾服，头发又短又整洁，让人都觉得替他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