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徒（第4/11页）

我自己那篇报道的小绿点已经消失了。看来就连政府的生物学家也对双飞·范贝比较感兴趣。

＊＊＊

我爸没有犯傻赌革命的时候，就在国立老挝大学教农学。要是他在首都郊区的稻田里做农民，而不是被知识分子和各种观点包围，我们的生活大概会有所不同。但他的业报就是当老师，当学者。所以，尽管他让老挝水稻产量增长了30%，他也仍然充满赌徒的异想天开：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他们都是真正的赌徒。他会说，如果南非白人能有点廉耻，篡位君主就能走上正道。他还说，梭罗抗议都那么彬彬有礼，肯定是个老挝人。

在我父亲的描述里，梭罗是个森林僧侣，躲进丛林寻求彻悟。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榕树下、藤蔓中，对痛苦的本质苦思冥想。我父亲认为，他肯定是某个罗汉转世。他经常说起梭罗，在我的想象中，这个鬼佬也和我父亲一样身材魁梧。

在政变和反政变之后，在东亚某国支持坎辛叛乱之后，我父亲的朋友们会在天黑后来访。他们常常谈起梭罗先生。我父亲会和他的朋友们、学生们坐在一起喝老挝黑咖啡，抽烟，然后他就会写下措辞谨慎的控诉书来抨击政府，再由学生们复制，留在公共场所，发到贫民窟，夜半时分贴在墙上。

他在游击控诉书中质问他的朋友们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丢下家人。他会质问为什么僧侣在皇宫前绝食抗议会遭东亚某国军人殴打。有时，他喝醉了，这些小赌满足不了他的冒险天性了，他就会给报社寄时评。

没有一篇时评见报，可他似乎着了魔，总觉得报纸可能会有所转变，觉得他作为老挝农业之父的声望可能会动摇某个想不开的编辑，发表他的控诉书。

结果呢，我妈给一位便衣警官端来咖啡，还有两个警察在门外守着。警官很有礼貌，他给我父亲递上一根三五牌香烟，还给他点上。这牌子当时几乎已经从市面绝迹，很是紧俏。随后，他轻轻推开茶杯和杯碟，腾出地方，把传单摊在茶几上。它皱巴巴的，沾满泥巴，上面全是控诉坎辛的话。毫无疑问，出自我爸之手。

父亲和警察两人只是坐着抽烟，静静瞧着那张传单。

最后警官问：“您能停手吗？”

父亲吸了一口烟，一面看着桌上的传单，一面慢慢吐出烟雾。警官说：“对于您为老挝王国所作的贡献，我们都充满敬意。要不是您在农村的工作，我自己家里的人也得饿死。”他向前倾了倾身子。“如果您答应不再写这种传单和控诉书，这一切就算两清。全都一笔勾销。”

我父亲还是一言未发。烟抽完了，他捻灭烟蒂。“这种保证很难做啊。”他说。

警官很吃惊。“您有朋友替您说情来着。您再考虑考虑吧，看在他们的面上。”

我父亲微微耸了耸肩。警官摊开皱巴巴的传单，把它抚平一些，又读了一遍。“这些传单没有任何用处。”他说，“坎辛的统治不会因为您印了几张控诉书就倒台。大部分传单在人读到之前就已经被撕掉了。它们什么用也没有，根本没有意义。”他几乎要哀求起来。他抬起头，看到我盯着门。“停手吧。就算不看在您朋友的分上，至少看在您家人的分上。”

我很想说我父亲慷慨陈词，说了关于反对暴政的高尚的话，或许引用了他的某个偶像——昂山素季或萨哈罗夫，或者梭罗和他彬彬有礼的抗议。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双手放在膝头坐着，低头看着破破烂烂的传单。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大概很害怕。以前他总是很轻松就能发表长篇大论，但那时他只是一直重复着：“这很难啊。”

警官等待着。最后他看出我父亲再没有其他话可讲，便放下咖啡杯，招手叫手下进来。他们都彬彬有礼。我记得他们带我爸走的时候，警官甚至跟我妈道歉来着。

＊＊＊

双飞·范贝大奖开奖第三天，马蒂打造的绿色太阳明媚地照耀着我们所有人，将我们笼罩在它宁静而富足的光芒中。我戴着额叶公司出品的耳机，与世隔绝，专心撰写我的最新报道。用第三语言写作总是有点困难，但我最喜欢的同胞歌手酷薇正在我的耳边低唱“爱情是只小鸟”，工作进展很顺利。有酷薇用我童年的语言对我唱歌，我觉得很放松。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头，打断了我。我摘下耳塞转过头。珍妮丝站在我身后。“翁，我得跟你谈谈。”她做了个手势叫我跟她走。

我跟着她进了办公室。她关上门，走向书桌。“坐吧。”她在平板电脑上敲击了几下，浏览数据。“你工作怎么样？”

“很顺利。谢谢。”我不确定她是否还想让我说点别的，不过她大概会告诉我的。美国人说话不太拐弯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