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宅所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8页）

但有一封信需要格外重视，这就是宋教仁去世次日（3月23日），亦即应夔丞被捕前一天，由其本人署名向国务院发出的那一封。在信中，他声称发现了一种叫作“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的匿名印刷品，并将该印刷品随信寄至国务院。宣告文将各党各派重要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张謇、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以及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等均列为所谓欲加“惩创”对象，而宣称对宋教仁“先行即时执行”死刑。[66]然而，在捕房随后搜查应宅时，发现相同的印刷品还有42件，均已装入信封，准备以“京江第一法庭”名义寄往各报馆。至此方知，该宣告文其实为应夔丞自造，其目的虽然也是为了淆乱视听，干扰捕房破案，但因出自应夔丞之手，内容包含诸多玄机，对破解宋案谜团极为重要，故应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

宋案证据宣布后，应犯及其死党仍挖空心思，力图伪造证据，帮应脱罪。前引“剑农”所言曾基于对宋案证据完整性的怀疑，设想将来辩论公开之际，若洪、应二氏坚以证据不完为词拒绝审判，则该当如何。这一幕虽然因为引渡洪述祖失败而未能在其身上应验，却在应夔丞身上惊奇地出现了。先是1913年4月11日租界会审公廨第六次预审时，应夔丞所聘律师爱理斯问应：“除呈堂证据外，汝想还有何种？”应答：“没有完全。”[67]5月30日上海地方审判厅预审应夔丞时，应又忽然对检察长言：“厅中以桂馨为宋案之教唆犯，其是否教唆暂勿申辩，惟所获证据尚未完全；于证据完全之时，即判决余罪，虽死甘心。”检察长问：“尚有证据在何处？”应答：“在余家中办事室写字台下之白皮箱内。”[68]检察官得闻是言，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退庭后即拟前往查抄。但因应宅在法租界，不便越界查抄，遂函商法捕房，由蓝总巡禀明法领事前往查抄。在该室中写字台下，果然发现白皮箱一只，内中满藏文件，当即取回捕房，“箱中文件内有各种委任状多张，秘密信十余封，最诧异者，内有一函，系某君托应暗杀宋教仁，应不允，作函答复，并附有底稿一纸，书写甚为端正，特用绿色皮包保护，藏于箱中上层。尚有稿簿两本，所叙之事与前日获得证据均属相反”。[69]或许有人看到此则材料，会因其内容与程、应披露证据正好相反而产生疑惑，但当我们了解捕房当初对应宅搜查及时而彻底之后，便立即可以判定，时隔两个多月之后才出现在应宅白箱中完全有利于应之所谓证据，必定为其死党所伪造。[70]果然，当蓝总巡欲将白箱转送上海检察厅时，法领事招蓝总巡到署，问道：“日前捕房往抄证物，已经抄尽，今日何尚有证物在应家中？”蓝答称：“日前往抄，非（仅）法捕房方面之人，尚有英捕卜总巡率包探等会同往查，当时写字台下并无白皮箱。”法领事即用电话请卜总巡到署会谈，卜曰：“此箱系不可靠，当时余等往抄，所有抽屉中及箱中，凡关于文件，一并收罗，毫无遗漏，余等各具结。”于是，法领事嘱卜、蓝二人具结，将该箱扣存于捕房中。应党虽力为运动，试图将此白箱转移至检厅作证，但法领事以“箱内之物，皆系捏造”为由，拒绝转交检厅。[71]当时有讥评道：

第二批证物之发现，何人为告发者乎？即极刁滑之应犯桂馨也……嘻，怪哉！应犯杀人，犹恐其证据不完全，乃更自己告发第二批之证据，使之完全，以求速死，此种事至憨者弗为，而应犯为之，其愚诚不可及。虽然，应犯奸刁异常，其自首之证物，必为捏造无疑，捏造之所以嫁祸他人、倾陷他人也。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此可见应党势力之大，私造证物，以逞诡谋，奸人伎俩，无所不用其极，乃检长闻之，忻喜若狂，何哉？[72]

应宅所获函电文件，大多有应夔丞亲笔注语，“标明收发月日，已复未复，已办未办，秩然不紊”。[73]程德全对此很是赞赏，“盛称应夔丞能干，谓其文笔几类太史公，盖以各罪证上他人未能了解之处，应皆亲加注释，或更系时地，或略于彼者详于此，使见者参互了解，不费思索，可省审判官无穷推索之脑力也”。[74]应夔丞的这些批注的确对理解相关函电有所帮助，但因过于简略，且仍有许多函电未加批注，研究者长期不能准确解释，所以这些批注对于推索案情的帮助实际上是很有限的，程德全所言不免有些夸张。另外，应夔丞的这一做法在证据公布后还曾引发疑问，如5月12日《国报》写道：

昨有自上海来者，谈及宋案之种种证据，谓近来国民党各报皆据此证据加以评判，语甚激烈，而上海之人对于此种证据，多谓应本青红帮首领，是杀人不转眼者，其手下凶狠之辈何患无人，乃贸然求之局外，致被泄露，真不可解。且往来函电皆有应手注数语，此何等事。函电本不可留存，即留存之，何必逐节注明，一若预知此案必破，恐人不能解者，更不可思议矣。且应行暗杀已非一次，秘密手续应岂不明白，今忽如此疏忽，前后判若两人，故上海一般舆论尚抱疑团也。[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