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乱的终极启示（第7/12页）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真可以称得上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教皇多次重申他的教令，而康熙也屡下严旨，一直到他去世。到1724年（雍正二年），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礼仪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继位的雍正皇帝虽然和他的父皇康熙一样，个人对传教士并没有太多恶感，宫廷里继续留用一批传教士担任御用学者和文艺家（比如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但是迫切需要集权的雍正颁布了比康熙更为严厉的“禁教令”：在大清的国土上彻底、全面地禁止传播基督教，教堂改为关帝庙，传教士送往澳门，严禁再潜入内地。接下来的乾隆、嘉庆、道光都把“禁教令”当作了一项基本国策。

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礼仪之争”就这样结束了，它以大清皇权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之所以说是表面，因为这种胜利包含着极大的不幸：由于要禁教，大清王朝把原来的海禁又往前推了一步——顺便把主宰近代文明的西方科技也给禁掉了（那被称之为“奇技淫巧”）。本来大清的人们还有从传教士这个窗口来了解西方最新科技成果的机会，在海禁关上国家的大门之后，连这扇小窗也被紧紧地关闭了。而一旦闭关锁国，禁锢思想又可以变本加厉，文字狱、重农抑商、打压知识分子和商人，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在康熙皇帝去世的这一年，大清的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短短68年之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人口突破三亿。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口的猛增其实就是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农耕文明达到顶峰的产物，因为要收获足够的粮食才能养活这些人口。当时前来“朝贡”的使节不无羡慕地说：“他们播种时省下来的粮食，就足够养活一个我们小国的人口！”——这一时期，史称“康乾盛世”。然而，我们知道，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土地红利的结果，基本上谁拥有如此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只要不出大的乱子，都是可以创造这样的“盛世”的。而在“盛世”的背后，大清正在一步步地落后于世界，而大清的人们似乎永远地失去了一个使近代国家能够真正富强的东西——创新能力。

而通过近代科技逐步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是不会放弃通过贸易“发财”的，既然传教士无法撬动这个封闭的大国，那么他们就只好由政府出面了。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雍正颁布彻底的“禁教令”整整70年之后，西方国家派来了试图撬动大清的新一批人——通商使节。

大炮轰入的文明必然遭遇野蛮捍卫的尊严

这一年，大英帝国正式派往大清的特使乔治・马嘎尔尼，带着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给两广总督的介绍信，率领700人的庞大使团，乘坐浩浩荡荡的船队，第一次踏上大清的领地。

此时的英国已经是西方强国中的强国，正在成为世界老大，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左右，工业革命正式发生，英国的国家实力从此突飞猛进，无国可敌。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其实此时的大清也不是封闭得像铁桶一般，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大受西方社会的欢迎，输出去可以牟取重利，更重要的是，宫廷里和王公大臣等“上流社会”还需要享用很多“西洋玩意儿”，这就要交给一个专门的部门去办理，这就是在广州的很多“洋货行”——统称为“广州十三行”。这是全大清唯一的外贸中转地，它们是“半官半私”性质的，作风却是衙门式的官僚，管理十分混乱，英国希望清国可以先开放一个或者几个沿海城市作为真正的通商口岸，有钱大家赚嘛。

西方来的使节在私底下是被大臣们称作“鬼使”的，那么天朝的使节呢，自然就是“神差”了。已经83岁的乾隆就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鬼使”马嘎尔尼一行，礼部的官员坚持要马嘎尔尼像其他国家来天朝“朝贡”的使节一样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嘎尔尼坚持只能像他谒见英王时那样行单膝下跪、吻手礼的礼仪。于是，这场接见不欢而散，乾隆交代：大清怀柔四海，就不要治这些不懂礼仪的夷人的罪了，把他们从广州送回国了事。至于马嘎尔尼带来的大英帝国的通商请求，在乾隆和朝中所有大臣看来，大清地大物博，所有的“通商”都不过是给那些前来讨要东西的夷人的恩惠。但是，马嘎尔尼“不讲礼仪”，乾隆皇帝心情不好，大清现在不想给这种恩惠，所以这桩“小事”就被顺便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