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9/12页）

熊：当时他有危险吗？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代得越多，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要争取重新入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一些点子。

熊：郭沬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200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犖，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轻人。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犖是什么“罪行”我记不清了。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其他老浙大人

熊：像您这样于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