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10/12页）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告处分。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两个人关系一般。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1947年和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昇（后任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爔、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年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第84—107页。
王淦昌于1950年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璋于1950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