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26/46页）

要不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这幅景象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政治前途和外交危机的真正的战斗。而这场滑稽戏中的主角却都是帝国政权中的重量级人物：帝国军机大臣启秀，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端郡王载漪，京城步军统领载勋，另外一位就是那位来自五台山的“法力”无边的大师了。

当启秀提出邀请大和尚前来破敌时，慈禧太后郑重批准并命启秀亲自处理这件事——整个帝国从上到下，在这一瞬间，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了一个和尚身上！除了那几个“匿笑”的官员之外，在这件绝顶荒唐的事件中，最认真、最严肃的是载漪和载勋两兄弟。这两个帝国的高级大员把“师傅”迎接到自己的府邸，“咸执弟子礼”，然后“赠如意锦缎”，再封“师傅”为“荡魔大国师”。当“师傅”出发“荡魔”的时候，载家兄弟脱下了“官衣”，换上了义和团农民们的打扮——“皆裹红巾，短衣执刀以从。”“战斗”的时候，他们“身先士卒”——这份勇敢和献身精神在帝国中可谓多年不见了——在“拳民”们夹道欢呼的一瞬间，他们也许还真感到了“为国赴汤蹈火”的荣光。

而更让义和团们感到放心的是，“我们的大和尚”不但和他们一样自称“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骑赤兔马往攻”，更重要的是，大和尚的怀里还抱着“《春秋》一部”——与其说这位大和尚靠的是“法术”在战斗，不如说他依仗的是中国文化在“冲杀”——这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因为拼武器和实力咱不行，论文化全世界哪个能比？京城百姓的欢呼声随之震耳欲聋。这一下，教堂里那些心惊肉跳的洋人们禁不住探出头来，他们看见的情景令他们亦真亦幻：一个披着袈裟的老头骑在一匹红马上疯疯癫癫而来，如果说这是武装攻击，他手里提着一柄刀可以理解，可同时抱着一匣子书本是何目的？炮弹爆炸，子弹射来，披着袈裟的骑马老头瞬间被子弹击倒，“坠于马下”，伴随着大和尚进攻的嘈杂的呐喊声突然终止。天地间一下子寂静下来，无论是进攻的还是看热闹的中国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洋人们也许还没弄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陪同大和尚一起被洋人子弹打死的，还有一位义和团的大师兄，义和团的农民们拖着他们的尸体往回跑。在夕阳残照的胡同中，看热闹的北京人紧追不舍，一个劲儿地问：“这是怎么了？”义和团团员回答：“师傅睡了。”

最令人百感交集的莫过于帝国的农民们对于他们弟兄的战死的解释。一个“睡”字，悠远绵长，凄凉婉约，犹如杜诗汤曲中征夫怨妇的悲怆呻吟，情伤千古，令天地欲哭无泪。

无论是帝国的农民还是帝国的军队，在与洋人们的战斗中所持的信念是坚定的：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这是神与鬼的战斗。无论是教堂之战、使馆之战还是街头上的战斗，其模式几乎相同：洋人们开枪，中国人“作法”。“鬼”有枪弹，“神”有法术。一方是在现实中作战，一方是在幻觉中作战。因此，战斗的结局便是：一方在屠杀，一方在自杀。

“长安街奥国使馆看人凶猛，登时开快枪数百响，枪毙者数十人，良莠在内，玉石不分。”（《石涛山人见闻录》，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拳匪自言临阵时，密诵所传符咒能避枪炮。有诵声未绝，即中枪扑地死者。”（胡思敬：《驴背图》，载《义和团》。）

既然是“神”，帝国的农民们便固执地认为使用“咒语”便可以把洋人的枪“闭住”，但是，“洋兵来，众骇欲奔，大师兄曰，勿伤。各授一飘，令向洋兵而舞。洋兵举枪拟之，大师兄曰，进，则枪已闭矣。众进，枪发，无一得免者。”（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一般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对生活的看法是物质主义的。中国人是不愿意轻易失去生命的，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那个被西方宗教所看好的“幸福而美丽的天堂”根本不存在。但是，崇尚物质主义的中国人却并不拒绝“远大的幻想”——“他们的脸色像圣徒一样闪烁着献身的精神”——义和团们的视死如归是确切的。但是，更确切的是，帝国的农民们根本不相信“神仙附体”的自己竟然能死。即使目睹了太多的死之后，他们依旧不愿意承认“神仙”的失灵。中国人对连自己都说不清的“神”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坚信不疑。如果坚持要解释的话，只有这样的理由可能是一个出路：在中国人的性格深层里，有一个民族心理的惯性，即：可以承担牺牲，但不能接受失败，尤其是不能接受为失败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