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22/46页）

与荣禄相比，同是军机大臣的刚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是荣禄的对手。

中国的野史中，关于刚毅的奇闻逸事很多，大都是一副小丑的滑稽面孔，使用的词汇多是“贪婪”、“狡诈”、“卑劣”。但是，作为一个官员，他之所以能够爬上帝国统治集团的高位，绝不是一个“狡诈”所能了断的。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原来不过是个熟谙满族文字的翻译生员，考取笔帖式，在刑部任职，干的是处理一般文案的工作，这个工作决定了他对官场手段无法迅速熟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无能。当举国关注的那桩“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公案终于闹到了北京的时候，刚毅聪明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他看到慈禧已经对南方某些官员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而有点不听话的举动有所感觉了。于是，时任刑部侍郎的他本可以“维持原判”，但他一反常态，大刀阔斧，孤注一掷，持平判决——他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断案结果把一大批南方官员牵扯了进去，他们在这桩“小小”的民案中因为层层受贿层层包庇而身陷其中——刚毅借一桩百姓民案为慈禧灭除了心腹之患，仅此一事，慈禧不记住他的名字才怪。很快，他先升郎中，再由京官外放，一放就是又美又肥的广东惠潮嘉道，又迁江西按察使，又迁广东布政使，又迁山西巡抚，步步高升，仅仅六年，就从一个刑部员外郎升至二品巡抚，升官的速度一时无两。有史料说他用新银元给慈禧行贿，说他从南方做官到回京任职时，搜刮的民财装了上千箱子，“此中皆累累黄白物也。”但是，还有的史料说他为官“清廉”，因为他死后在他的家里竟然没有发现什么财产，家人甚至要挨饿了。同时，他还是帝国官员中少有的不吸鸦片烟的人，这一点说“难能可贵”绝不为过。他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或者“特点”，才会得到慈禧的信任和喜欢，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官运亨通。刚毅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调回北京任礼部侍郎，入军机，成为朝廷重臣。然后又当上尚书、协办大学士，只差一点就赶上荣禄了。

不少史家都认为，慈禧作为“一介女流”，载漪作为纨绔子弟，他们在对待义和团和洋人的问题上做出愚蠢的举动“情有可原”，但是，刚毅作为军机大臣，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为国家利益着想？其实，这是高估了刚毅的“政治水准”。极端迷信义和团神权思想的人在帝国的大员中何止刚毅一个，不是连帝国最有“学问”的大学士徐桐、“贤吏”毓贤在这个问题上也持一样的观点么？刚毅是官员，官员自有为官之道。刚毅为了和荣禄争功较劲，公开呼吁把光绪皇帝废除，直接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为了网罗党羽和削弱荣禄在慈禧面前的势力，他极力主张让载漪当帝国的总理各国事务总管。他和载漪一拍即合，成为1900年间大清帝国官场上结党营私的典范。

1900年，即将面临巨大政治危机的中华帝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的掌管决策下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

军机处首领礼亲王根本不“上班”，军机处的平房实际上成了刚毅和荣禄这两个权势最盛的满族军机勾心斗角的场所。荣禄依慈禧的威力而自傲，刚毅挟载漪的前景而自骄，二人势均力敌，各不相让，使得军机处在对国家政局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其他各位军机总是要在这两个人勾心斗角、话中有话的气氛中来回揣摩。

当时，刚毅正在闹“职称”问题，因为他仅仅是协办大学士，是个“副宰相”，属于“有相权而无相位”的军机。帝国的大学士名额是固定的，满汉各二，当时的两个满族大学士为荣禄和昆冈，两个汉族大学士为徐桐和李鸿章。而荣禄是正宗的“文渊阁大学士”，即“有相权又有相位”的正宗军机，而且是帝国军机大臣中惟一的正宗。论当军机大臣的资历，刚毅比荣禄要早四年多，因此他心里总是不服气。大学士的替补，要到一个大学士死了以后才有机会，刚毅看到荣禄和昆冈都还很结实，根本没有突然死亡的可能，因此心里总是十分不畅。他和荣禄之间不存在关于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他们的冲突纯粹属于“私仇”——最可怕的是，帝国官员之间的“私仇”往往是处理国家事务时的思考参照。刚毅和荣禄只要有机会给对方一击，就绝不会错过；即使没有机会，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有一天，刚毅和荣禄同在军机处，刚毅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地发泄不满，荣禄故意问他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刚毅满不在乎地说：“公与昆晓峰各占一正揆缺，我何时得补正揆？想及此，是以怏怏。”荣禄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何不用毒药将我与晓峰毒毙？”刚毅勃然大怒，他告诉荣大人：不是没有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