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20/46页）

袁昶：满族，光禄寺卿，坚决主张围剿义和团的官员之一，被慈禧所杀。

徐用仪：汉族，兵部尚书。观点和袁昶相似，被慈禧所杀。

许景澄：曾任帝国驻俄、德等国公使，观点和袁昶、徐用仪近似，被慈禧所杀。

帝国各省军政首脑——

裕禄：满族，贵族出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平庸圆滑，官运亨通。对局势的判断始终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明确的表态。在联军进攻前，是负责帝国都城安全的最主要将领，当兵败如山倒时，自杀于战场。

毓贤：旗籍。山西巡抚。主张用极端手段灭洋的主要官员。据说为官廉洁。最后在洋人们的要求下被帝国政府处决。

端方：满族，陕西巡抚。慈禧逃亡时的主要护驾官员。

寿山：满族，黑龙江将军。一直在俄国军队的压力之下艰难地周旋的军事将领，最终因为抗俄不力而自杀。

增祺：满族，盛京将军，驻奉天，曾经招抚过张作霖。

袁世凯：山东巡抚。

刘坤一：汉族，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驻南京。中国近代史上南方著名的开明官员，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张之洞：汉族，湖广总督，驻武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之一，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李鸿章：汉族，两广总督。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洋务派首脑，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1901年帝国与外国联军“议和”的主要谈判代表。

许应■：汉族，闽浙总督，驻福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王之春：汉族，安徽总督，驻安庆。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余联沅：汉族，浙江总督，驻杭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松寿：满族，江苏总督，驻苏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大清帝国的前叶，帝国政府权力的最高机构不是军机处而是内阁。内阁由四名内阁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名额分配是满汉各半。大学士被称为“百僚之长”，地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凡是当上“大学士”的官员，也被称之为“入相”或者“相国”，官阶为正一品，是帝国官员在官场所能登上的最高职位。大学士制度是清帝国沿用了明代的惯例，只不过明代的“大学士”官阶仅五品，而清大大提高了“大学士”的地位和作用。满族官员“入相”，是根据家族渊源和政治上的受宠程度；汉族官员“入相”，则必须经过科举考试，并且得到进士出身。因此，雍正以前的大清帝国政府权力的最高机构可以算是一个文官政府。

到了雍正年间，帝国的边疆战事频繁，以至于皇帝都要亲自率部出征作战，而随皇帝出征的军事“参谋部”便成为处理各种政治和军事事务的最高机构，叫做“行宫军机处”。打仗的时候生活艰苦，军机大臣们常常趴在帐篷里的地上起草各种文书，工作效率颇高，皇帝立即感觉到这个机构比和平时期办事拖拉的内阁好用多了，所以，仗打完时，皇帝依旧保留了军机处来协助处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事务。从功能上讲，军机处虽然职能和原来的政府内阁职能相重叠，但是地位却依旧和战时一样，结果，军机处把内阁完全架空了。从大清的中叶开始，帝国的政府内阁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摆设，内阁大学士也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虚衔——“俨若闲曹，官尊而权轻。”只是，究竟地位是官职的极品，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入军机者不是大学士——“有相之权而无相之位”；是大学士者不是军机——“有相之位而无相之权”。只有两者兼得者，才是帝国真正的“宰相”，才算是达到了做官的极顶。

军机处是帝国一切军令、政令的决策和发布机构。可以说，帝国军机大臣的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帝国的衰荣。

1900年的帝国军机处是大清国数百年历史上最昏庸、最荒唐、最混乱的政府机构。那时军机处共有六名军机大臣。“庚子国变”之后，六军机中竟然有三个在外来势力的胁迫之下被帝国政府自己下令处死，这在帝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

帝国的军机处的办公地点通常为三处，即紫禁城隆宗门内、内右门之外的一排平房，即使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帝国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也过于寒酸简陋了。第二处是当皇帝和太后在颐和园的时候的随行办公地点，也同样简陋。第三处是在中南海东，这倒是一个风景绝佳的好去处。据说皇帝特赐军机大臣在此上班的时候，可以在中南海内乘船——“羡杀词臣与枢密，独邀天宠许乘船。”军机大臣所受到的“特许”还不止乘船一项。皇帝和太后召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享受“赐座”，这可不是一般的恩赐，因为除了军机大臣，任何官员，不管官位多高，年龄多大，受到召见的时候都得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