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11/46页）

政府的官员都憨愚至此，整个国家再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了。

3、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1900年，大清帝国政府领导下的义和团最大的“灭洋”行动是攻击教堂和使馆。

对京城内的教堂和使馆区的攻击，自6月15日开始，直至外国联军占领帝国的都城为止，长达六十多天。

这正是帝国北方干燥酷热的季节，整个京城犹如一座大火炉，头顶上是炎炎烈日，街巷里则烈焰腾腾，无论是对于北京的洋人们还是北京的平民们来说，这都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

因为攻击使馆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因此，这六十多天被目击者、亲历者和评论者反复大量地记述，如今企图完整地翻阅这些浩如烟海真伪混杂的故纸堆绝非一件易事。但是，无论是洋人们“最黑暗的时光”、“耶稣受难的日子”的描述，还是中国人“匪焰炽烈”、“反帝壮举”的描述，都无法显现出一个大致符合逻辑的事实脉络。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这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战斗的结局过于荒唐了。

中国的兵家哲学发源甚早，在西方人还茹毛饮血、拿着棍子殴斗的时候，中国人关于如何取得战斗胜利的策略理论已经形成。中国头脑睿智的兵家先人所作的最精辟、最简洁，同时也是最具真理性的结论是：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囊括了组成世界的“天、地、人”三元素的哲学论断，是中国人奉行数千年的行为哲学的精髓，它不但被包括人类战争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最后结局所屡试不爽，而且还是了解和分析中国这个东方民族性格特征的最便捷的突破口——中国人所有的明智和机警创造出的智慧，几乎都可以在这六个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北京城内的血流遍地，尸横如山的战斗，却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一个奇异的例外。

中国人占据着“天时”。所谓“天时”，就是道德所向。无论洋人们能够列举出万般理由：现代世界的秩序、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促进一个落后民族的进步等等，却都不能回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如同中世纪欧洲海盗横行的年代一样，他们在蛮横地武装侵入一个主权国家，并且利用经济实力的优势，对这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掠夺。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这样的入侵，其奋起反抗的行为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合乎世间逻辑的。于是中国人面对洋人进行的战斗理直气壮。这是中国人的“天时”。

中国人占据着“地利”。所谓“地利”，就是战场地理。洋人们漂洋过海，龟缩于异国都城之中的几间房屋里，甚至连中国兵书上所说的“背水绝地”都不具备，因为，不但他们的身边没有河流，他们连喝的水都要断绝了。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考虑什么战场地理，充其量也只能盼望墙壁和窗户能够更结实一点。

中国人还占据着“人和”。所谓“人和”，就是人心的向背。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都城里的战斗的参与者，是得到广泛支持的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农民，而帝国的正规军队向战斗地域开进的时候，市民们更是夹道欢呼。同情洋人的中国人少之又少，而且同情者不可能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参加战斗的中国人不缺粮食和一切补给，北京平民几乎家家都在倾囊相助，因为这已不是“乱民”在胡闹，而是帝国政府在行动——“倾其国力，尽其所有”，声势浩大，威武雄壮。

“战斗”无日不有。

兵攻、水攻、火攻。

“团民”英勇无比。

洋人们胆战心惊。

大炮、地雷、火药。

洋人们弹尽粮绝。

我持天理人心，全城皆为我家，数十万人同仇敌忾，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什么？

中国人在本国的土地上动用了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而被攻击的洋人们男女加之老幼总数不足三千，且孤立地深陷于异国他乡极其狭小的空间之内，所以，中国人几乎根本不会在这场不能称之为一场“战斗”的战斗中失败。

六十多天内烽火连天，六十多天的“战斗”“异常酷烈”，而最后结局竟然是：中国人成片地倒在自己都城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年轻的义和团团员和帝国的兵勇——洋人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历史残酷的真实是无法用习以为常的思维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