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10/46页）

只是，至少在帝国的都城，人们已经无法冷静。

在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中，帝国的臣民们这一次把千百年来欺压、剥削他们的那些昏聩的官员全盘接受下来了。人们向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王公大臣们欢呼，欢呼帝国的大员们带领着义和团们去“灭洋”。除了杀尽洋人和“二毛子”、“三毛子”之外，所有带“洋”字以及与“洋”字沾边的东西和事物，都成了在帝国官员率领下的义和团们攻击的对象。

除了洋钱之外。

此时的中国人彻底混淆了洋人和洋货以及带有洋人气息的一切事物的区别，他们把这一切单纯地归纳为一个“洋”字，而“洋”字这时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针对这个概念的任何行动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首先要消灭一切有关“洋”字的名称。

“义和团将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令人各处宣传，写条粘贴各巷。”（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各街市铺面有售洋货者，皆用红纸将招牌上的‘洋’字糊上，改写一‘广’字。”（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见东洋车亦用刀乱剁，由是改称东洋车为太平车，用红纸书‘太平车’三字，贴在车尾。”（同上）

“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义和团们砸了所有带“洋”字的东西：纸烟、眼镜、洋伞、洋袜子，他们只要看见就用刀一通乱砍，然后统统烧掉。他们通告所有的居民，“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戮，与二毛子一样治罪。”（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由洋货再涉及使用洋货的人，巡逻的义和团看见街上有穿洋衣的人，这个人的脑袋就难保。洋衣的范围除了西装之外，扩展到“窄衣窄袖”，又扩展到白颜色的——“白衣者近洋派，一律禁着白衣。天时暑热，白衣为多，贫苦人无衣可易，遂又着妇女红绿衣者，权救一时之急。”无法得知白色为什么是洋人的专利。后来的扩展终于没有了边际：“着灰布衫者奸细也，旋又令曰蓝衣者奸细也，着此二衣色在途行走者枉死不知凡几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大清帝国国人的衣服颜色就很有限，到底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才不至于掉脑袋呢？

紧接着，读书的学生们也开始恐慌起来，因为他们读的是“洋书”，于是家家在门口烧书以示立场。还是有学生不小心——“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齐下，皆死非命。”（（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更令人惊骇的是，“一家有火柴一枚，而一家八口，一律被砍死刀下。”（《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47页。）

其实农民们也知道，洋货已经成为商业流通中的现实，彻底销毁是不可能的，况且，洋东西就是比国货要好些，细布总是比土布穿在身上体面。于是，只要名称改了，就可以算完成了“灭洋”的任务。这里，“洋”字仅仅是一种中国人语言上的忌讳而已。

中国人对语言中所蕴涵着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他们愿意用内涵丰富、歧义颇多的汉语言与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玩文字游戏。明明是命运不济，但是花钱“求”来一张写着“时来运转”的纸条，于是就信心十足了起来。新婚夫妻被送入洞房，闹房的人给他们端去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饺子，然后在窗外故意发问，听见里面说出一个“生”字，于是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新媳妇将来能够大量生育是没有问题了。生了一个儿子怕夭折，就取个名字叫“铁蛋”，然后才放心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能伤害一个生铁疙瘩。和普通家庭愿意贴上个倒写的“福”字一样，官场上要把政治对手扳倒，就把这个对手的名字倒过来写在墙上，象征着这个对手已经“倒”了。中国人相信语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换了一种说法或者称呼，整个现实世界就能够随之而改变。

与所有民间的秘密团体一样，义和团也有自己的“团话”。他们把所接触到的事物和物品，都改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比如把电线说成“千里竿”，把水说成“雷公奶奶洗澡汤”，把大饼说成“老君屎”。下决心“灭洋”的义和团认为，只要眼睛里看不见、耳朵里听不到“洋”字，万恶的外国势力就当然地从中国消失了，乾坤也就清朗了。有一个进了城入了府的农民兄弟问：帝国都城的京畿部队为什么叫做“虎神营”？军机大臣荣禄的解释是：虎能吃羊（洋）。于是，国人都相信帝国的军队是一支能够令所有的洋人都闻风丧胆的军队——至少帝国官员们的感觉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