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46/53页）

帝国缉捕令：“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兵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洋人在中国历史上公然庇护中国政府通缉的政治要犯的“习惯”自1898年9月康有为的逃亡开始。

9月20日一个白天，康有为从登上火车到火车行驶至天津，居然没有人前来查问过。黄昏，康有为抵达塘沽。他原准备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南下，但是到了塘沽才知道，那艘轮船21日下午4时才起航，他不敢等这么久。熬过一个恐惧万分的不眠之夜后，21日上午他上了英国公司的一艘客轮“重庆”号，无论从购票到上船，同样没有受到任何盘查。康有为安全地离开了天津。

当“重庆”号一声长鸣起锚离开塘沽港的时候，北京城正被满街乱闯的步军们闹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城门关闭了，京津铁路停运了。但是，300名包围南海会馆的步军仅仅捉拿到了没有来得及跑的康广仁。康广仁直到被捉住的时候，也没闹清楚一直形影相随的哥哥是什么时候无影无踪了的。

没有捉住康有为，慈禧暴跳如雷，朝廷给烟台、上海发出了紧急懿旨：“康有为企图进毒丸谋害皇帝，事败南逃，务必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

此时在天津的荣禄也开始了严密搜查。在把天津同样闹了个天翻地覆以后，荣禄才知道康有为上了英国轮船“重庆”号，于是立即派“飞鹰”号快艇出海去追——康有为如果不搭“重庆”号而等招商局的定期航班的话，他必死无疑。快艇追到中途，负责指挥快艇追击的管带刘冠雄称“燃料不足”，带着快艇回来了——历史终不得知这个帝国军官是真的由于出海匆忙没来得及加足燃料还是他原本就是一个“康党”。

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抵达烟台港时，慈禧的懿旨已经到达烟台。但是，电报十万火急地送达帝国政府在烟台的衙门时，这里的最高官员登莱道李希杰因事外出没在，而译电的密码本带在他的身上，结果烟台的官员们只知道是朝廷发来的特急件，但就是不知道电报上说的是什么。而康有为利用轮船在港口停留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烟台的大街上闲逛了一番——“游览了近处的风光，购得几篓烟台苹果供沿途品尝。”

“重庆”号继续向上海方向航行。海风吹拂，秋高气爽，康有为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上海不是烟台，早已接到慈禧的懿旨的上海道蔡钧已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康有为的照片被大量地分发给了大街小巷中的所有缉捕人员。消息传来说，康有为很可能乘坐的是一艘英国船，因此，蔡钧特地照会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要求他准许搜查从天津开来的所有英轮。

白利南，1898年至1901年间英国驻中国上海总领事。这个英国人具有典型的帝国主义们的思维模式。尽管他在拒绝蔡钧的要求时，答应由英国派巡捕完成搜查任务，并且对蔡钧许诺的“事成之后送两千元为酬谢”表示了感谢，但是，私下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就决定营救康有为。原因很简单：不管帝国政府捉拿的这个人是李有为还是王有为，反正是中国的“政治犯”。况且，他的朋友李提摩太的电报随后也到了，请求他保护康有为的安全。白利南对自己的决定解释得措辞生涩含义暧昧：“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倘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问题。”——帝国政府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或领海上捉拿一个中国人，如何让英国人感到是一个“困难问题”？洋人对中国的政治犯天生有一种保护的欲望，这与其说是在保护一个“不同政见者”，不如说是在通过有意的对抗来提醒中国政府：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我的特权是铁一般存在的。

24日，当“重庆”号行驶到吴淞口外的时候，白利南派出了一个精通中国话的英国人濮兰德乘驳船前去截“重庆”号。濮兰德手上有上海道蔡钧发给他的“钦犯”康有为的照片，因此他很快就在船上找到了康有为。以下是他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的对话：

濮兰德：君为康有为乎？

康有为：是。

濮兰德拿出照片：此君之相乎？

康有为：然。

濮兰德：君在北京曾杀人否？

康有为：吾安得为杀人事，何问之奇也？

濮兰德立即出示他在上海道蔡均那里抄来的懿旨电报，电报上写着：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