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时的奋勇登场（第6/8页）

宋徽宗对他这个建议大为嘉许，吴敏就趁机提出：“太常李纲机智刚正，忠义许国，才堪大用。他自称有守城奇谋、定国妙计，望陛下予以召见。”

徽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同意召见李纲，下诏让李纲明日一早随着宰执大臣，到文字外库等候。

李纲接旨后，大为振奋，当即脱衣露出左臂，刺血写了一封奏疏。这封奏疏主旨是劝徽宗不要急于逃跑，要有抗敌的决心。李纲写道：今日御敌之策有三，上策为亲征，中策为坚守，下策是避狄而走。若按下策办，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危害甚大。若弃宫室、社稷、百官、万民而去，就等于将中原委之豺虎，大势一去不可复振。恐怕局面将朝行而夕乱，虽命太子监国，也于事无补。

在奏疏的后半部分，李纲也谈到了要给太子以正式名号（实际上就是敦促徽宗传位给太子）。李纲说，以本朝和唐的旧例，皇帝巡幸，则皇太子监国，这没有问题。但这只是和平时期的礼法。现在大敌当前，天下震动，国家存亡在一线之间，又怎么能用平时的礼法？太子若以监国身份领导军民去御敌，名分不正。要是他事事都请示你，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要是他事事都自己说了算，又是大不孝。这样尴尬的身份，何以号召天下，何以率领豪杰以死抗敌？成功的机会怎会有万分之一？

然后李纲对徽宗使用了激将法，他写道：今日人心已动摇，陛下您考虑，要是愿与军民共患难，则可坚守不去；如果认为守不住，那为何不给太子以“位号”，让他以堂堂正正的身份来收将士之心、以死御敌呢？臣观察太子，是仁孝、恭俭、好学之人，四海归心，大家都服。陛下若采纳了臣之计策，“天下可保，在此一举”！

这份奏疏，是李纲以墨和血而写成，可说是李纲自此之后人生轨迹的一个象征——人都仅有一命，大家都爱惜生命，但是假如活得太憋屈，这命，不要它了也罢！

他在奏疏上跟皇上谈论交权、让位的问题，心知是有极大风险的。他写道，臣之愚计恐陛下不能采用，臣今日说出，倘若不合圣意，臣必死于刀斧。但我假如不说，来日战败，臣必死于乱兵。

他慷慨直言：“与其死于乱，不如死于国。”

这就是李纲这个真儒生的价值观——烈士不仅是指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提意见而被砍了头的忠贞之士！

一封奏疏，字字赤心。

——不愿做蝼蚁贪生的好汉，看来世世代代都有！

宣和七年腊月二十三的一大早，在凛冽寒风中，李纲怀揣着这份滚烫的奏疏，来到文字外库等候召见。

但是，他眼巴巴地等到红日落山，也没等到徽宗派人来宣他进去。徽宗为何没见他？原来头一天徽宗被吴敏说动，今天正想着怎样才能顺利地禅位。

徽宗要花的心思太多了，比如，事不宜迟，明日一定要退位，那么退位的公开理由是什么，如何向天下做个交代？退位以后的称呼又该是什么，是否按旧例叫做“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退下来之后，是继续住在宫禁之中，还是迁出去住？整整这一天，徽宗都在与李邦彦等宰执大臣议论这些，根本没工夫召见李纲。

这天徽宗定下来的大事有：次日就退位；退位理由不能是称病；他本人迁移到龙德宫；正式称号就叫“道君”。

他还特别交代，退位诏书中一定要写上：“朕不能内修政事，外禳狄夷，所以传位给太子。传位是上承天意，下为百姓。”

对退位的首倡者吴敏也有特别的嘉奖，任命他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新君赵桓。

几件大事敲定后，又是例行的宰执上奏言事。正在奏报间，徽宗忽然伤感，对蔡攸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猖獗如此！”说罢头一晕，又一次栽倒在御床之下。

堂上的群臣一片慌乱，连忙吩咐内侍将徽宗扶到宣和殿东阁，七手八脚灌了汤药。过了好久，徽宗才苏醒过来。他不想说话，向左右索了纸笔来，以左手执笔，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料理大事？”

众宰执看了皆默默无语。徽宗又示意其他大臣说话，众人也是一片哑然。徽宗叹息一声，又写了一行字：“东宫（太子）即可即位，我以教主道君身份，退居龙德宫。”

写罢，他忽然来了精神，掷下笔，大声喊道：“吴敏为朕所亲拔，必不负朕，可传他前来起草退位诏书！”随后，又召太子赵桓和掌管禁军的“三衙”官员前来，要在仓促中完成传位的实质性程序。徽宗虽然昏庸，但玩起宫廷政治来却是一把好手。他的突然发病，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作戏，很难判断。既然他铁了心要卸下军国重担，就不能不想到：跟随他的一批宰执大臣因为利益关系，必然反对禅位，如果和他们在礼法上纠缠下去，这事恐怕就要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