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7/12页）

同村或同省的人，一旦离开家乡，便会感觉到彼此间有一种基于出生于同一地区的特殊的相互亲近相互忠诚的感情。因此，他们通过特别地方会社（会馆）联结起来，互助互济。来自同一省的赴京应试士子可一同下榻于各自省份的会馆，在这里，他们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会得到帮助，如果需要，还会得到经济上的资助。商人因商务赴京也可以住在这些会馆里。在京城，这些会馆主要是为读书人开的，而在中国的其他大都市如省会和商埠，会馆则为商人把持着。当然，因职守离开原籍的政府官吏也参与其所属省份会馆的活动。[48]这种对家乡的热爱、这种为家乡而骄傲的感情，渗透于中国社会，为本已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世界又增添了一层关系。

在各地，当地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也组成行会，就像自同一地区来到本地并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外来人组成的行会一样。有些行会在中国其他地方还设有分会，因而，其成员便在同一行业、来自同一地区的纽带的基础上结成了关系网。西方式银行在中国出现以前实际垄断了中国资金周转的山西钱庄主，只是这一现象的一个例证。

秘密会社是中国人偏好以友谊和人际关系为基础结盟拜伙的另一例证。这些会社的成员虽然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以家庭的形式集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和《三国演义》中三位主人公的关系相同的结拜兄弟关系，这种关系常常要求一种超过一般家庭纽带关系的“忠”，会社的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家庭的利益。[49]

尽管友谊属于平等性质，但在大多数友谊关系中，当事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有着兄弟关系。谁为长者，取决于年龄、学识、科举出身或任何其他为当事人互相默认的标准。然而，尽管朋友之间称兄道弟，但这种兄弟关系并不是同胞兄弟之间所固有的严格刻板的兄弟关系。这种兄弟关系只不过是表示互相敬重，并无他意。

师生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随便了。一个人的老师，从许多方面被看作是自己的父亲。老师对学生既严厉又慈祥，不但指导学生如何读书，还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学生则毕生敬畏老师、忠于老师、关心老师的生活并忠于和关心老师的家属及其生活。

科举考试中考生和考官的关系则属于友谊关系中特殊的一类，尽管它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甚小，但是它对官僚政治却有着相当的影响。18世纪的官员、诗人袁枚，1768年在写给其考官邓时敏（1712—1775）的一首诗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他在等待发榜时极度痛苦、中试后又欣喜若狂和对录取他的考官的无限感激之情：

苦记戊午岁，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昏黑奔跹跹。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觥觥邓夫子，两眼秋光鲜。书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渊。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权？敢云时命佳，时命究谁宣？父母爱儿子，不能道儿贤。惟师荐弟子，暗中使升天！[50]

中试的考生把自己看作是录取他的考官的“门生”，称考官为“座主”[51]。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既不像师生之间那么严格正规，也不像朋友之间那么亲近随便。上述这首诗是事隔30年之后写的，可见，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通常是持续终身的。与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一样，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也可以下延和外延。“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学，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52]某一考官的门生，即使不是同一届录取的，也有共同的关系，有时还能互相关照。[53]

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信奉有来有往的原则。一个人受惠于人或接受了他人礼物，他就应该回报。这些往来被看作是“社会投资”，一个人如果不遵守这一社会均衡原则，他就会被人视为缺乏“人情”，因为某些特定情况下的送礼、志贺和吊慰是感情的外在表现。这种观念对西方并不陌生，但它在中国社会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在更高更广的程度上为人们自觉运用着，并具有更大的影响。[54]

在中国社会，友谊有其固有的义务和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被普遍承认和接受。朋友应该是你的诤友，而你也应该接受他以朋友方式提出的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宣称，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争吵不是敌对间的争吵，而是朋友间良药苦口式的批评。[55]只要一个人是你的同年，哪怕你并不怎么认识他，他也有权利请求你的帮助。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不论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是通过有影响的朋友给予帮助。中国小说《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穷书生得到富裕朋友和座主帮助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帮助既有赠送钱财供其读书的，也有给有影响的人物写信荐举其人的。[56]“朋友原有通财之义。”[57]如果你的座主、朋友的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遇到了麻烦，你又正好处于能够给予帮助的地位，那么，帮助他们便是你的义务。这种情形可以从《儒林外史》中的一件事看出来。有一位沈小姐，一个淫棍原答应娶她为妻，可实际上却把她纳了妾，于是她便从淫棍家逃走了。淫棍告到官府，她终于在另一个县被捉住了，被带到那个县的县令前办理引渡。“那知县与江都县（案发县）同年相好，就密密地写了一封书子，装入关文内，托他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因为该县令在审问她时，她的诗才、她的高风亮节以及她与社会名流们的交往，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而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请求他的朋友将她开释，他的朋友确也照办了。[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