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8/12页）

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朋友比没有家庭还要不幸。一个人若不幸没有朋友，不但孤独寂寞，而且遇到困难时无处求援，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没有人相助。19世纪末的辜鸿铭，是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供过职，超然物外而为人刻薄，从来没有取得过什么大建树。他是这样解释其原因的：

丁未年（1907），余随张文襄入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今入都，已拜客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59]

和家庭一样，朋友也是一个人进入仕途的一个门径。尽管官僚政治的清规戒律和科举制度力图使得官员的任用尽可能公正无私，但是个人因素在官员的任用上仍起着轻重不同的作用。正像罗伯特·马什（Robert Marsh）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官僚政治下，升官晋级靠的是资历和政绩，一般说来，这些准则是成功地得到了维持的。[60]然而，一旦需要在两个条件相同的候选人中只能选择一个时，任人唯亲的因素是不会彻底根除的，这在判定官员以往的政绩和批准提升他们方面也是一样的。[61]在包容一切的官僚政治和特定的社会之间的较量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另一方，因为人们是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中，并通常遵循着孔夫子的教导而不是法家的教导。“周公谓鲁公（周公之子）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62]

在政府中，同在社会上一样，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安排上不照顾亲友，人们就会说他没有一点儿人情味。如果他拒绝帮助他的近亲，那么人们就会说他“不孝或悖德，即他不惠爱跟他有天然联系的人，这两者都是极端不近人情的”[63]。有个人由于没有委任他母亲的一个爱侄担任某一职位，他母亲便威胁说要诅咒他，可她那个侄子完全不适合做那个工作。[64]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求职的亲友能否胜任那个工作，也不在于某项工作某个地方是否需要添人，而在于求职的人是亲友，这个亲友需要那份工作。有工作就有饭吃，饭碗比工作效率要重要得多。这种观念又由以下事实得到加强，即“所有工作都奠基于私人关系之上，都是私人间的效忠。雇员为雇主尽心尽力，而不是为他的工作单位尽职。雇主则认为他必须任用跟他有私人关系、他可以信赖的人作他的下属”[65]。

友谊中除去审美的、感情的和经济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方面似乎在讨论这一现象时多被忽略了，这就是它的“保护作用”。尽管有条文详细、包罗一切的法律制度，但是一般说来中国人讨厌运用法律。“快不要如此！我是个良善人家，从不曾同人口舌，惊动官司。”[66]由于对法律缺乏信心，加之重视伦常关系的熏陶，每一个家庭或个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了户与户、人与人之间的联盟网络，以之对付贪官污吏、仇人、天灾和官府。在西方，人们通常是向法律寻求这种保护。当然，西方的法律并不是自来就像今天这样健全和重要。你只需想一想在西方历史上那些无法无天的时期就够了，那时只有家庭和朋友是提供保护的归宿。但是一般说来，法律却一直都有。然而，在中国，其传统却一直是游离于法律之外，而向家庭和朋友处寻求保护。中国古谚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67]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提供保护的基本单位。尽管家庭内部也发生冲突，但对外却是一个统一战线，在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链条中，家际关系（interfamily relations）是首要的一环，每个人都不得不受其约束。家际关系是由婚姻、生意来往、社会政治地位以及任何其他关涉双方利益的媒介联结起来的。

这个链条的第二环，实际是第二组，是靠友谊联结成的。家庭相对而言是个小单位，但是通过各家庭成员的朋友关系，它的影响可以大大扩展，上可深入中央中枢机关，下可渗入社会渣滓群中，广可囊括全国大部地区。一个高级官员，通过扩大其影响，可以保护成百上千的人，这些人在他需要时则可以付托依赖。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在艰难困苦之时，朋友比亲属要重要得多。[68]下面这则故事形象地刻画了一个政府官员是如何进行社会投资以备不时之需的：

9世纪初，崔群为宰相，以清廉著称。崔群曾任过一届主考官。此后某日，其妻劝他置些财产以遗子孙，他笑答道：“我有美宅30，良田遍布天下，你又何忧？”其妻迷惑不解，说她从未听说过此事。宰相说：“你一定还记得前年我曾任考官，手中录取考生30名，他们不就是良田美宅吗？”[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