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第6/11页）

在选官方面，对九品中正制的谴责和对振兴察举的呼吁，就是这种维护官僚政治的努力的一部分。此外又如山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材”，居选职十余年号称得人；司徒张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寒门俊士多得其奖拔者；李重“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材毕举”(均见《晋书》本传)为了整饬选政强化吏治，事功派官僚还试图加强考课以明黜陟。如石苞请考课州郡，“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后黜陟焉”；杜预受诏为黜陟之课，“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六载叙优而黜劣；又刘颂亦“思立吏课而肃清议”，为吏部尚书时“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均见《晋书》各人本传)。

但在士族势力蒸蒸日上之时，这些措施的效果必然是相当有限的。九品中正制无法废除，“清途”亦日见其盛。察举制的作用遂大受限制，因为朝中清官入仕迁转之途，完全可以绕开仕郡“试职”与试经对策。甚至考课对之也无可如何，因为这些“职闲廪重”的清华之官多冗散无事，本无事可考；甚至本有职事之官，往往亦因其为士族习居，亦趋于闲散化了。(5)贵公子于诸清官间入仕迁转，略无政绩即可轻至高官。《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引李重奏议，指责“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崇，而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著，黜陟不得彰，此为理之大弊也!”内官之贵，官额之冗，显然是士族权贵子弟不乐为郡邑亲民之职，而要求于朝中诸职，特别是“清途”诸官中直接入仕迁转所造成的。

针对畸形膨胀的清官冗职问题，皇甫陶建议“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傅玄亦建议“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见《晋书·傅玄传》)。李重则请“大并群官等级”，见前引李重奏议。可是他们的建议无法实施，于是太康八年，由师袭向凯之倡议，晋武帝又令吏部尚书王戎定“甲午制”，针对不乐宰牧而好内官的现象，下令士人必须先为县之令长；治民著绩，方能入补尚书郎、侍中、散骑常侍、典兵宿卫、黄门郎、散骑郎、中书郎。这一制度还是给了士族权贵子弟相当优惠，因为我们知道，已经出仕郡邑的秀才孝廉，是在策试拜郎之后才得除县令的；可它毕竟还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然而到了惠帝元康中，这一制度便为王戎破坏，遂成一纸空文了。(对“甲午制”的详细考述，参见本章附录《甲午制始末》)

总之，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在当时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选官倾向，二者的关系之中包含着士族政治与皇权——官僚政治的冲突。由于士族政治的发展已不可逆转，所以振兴察举以及其他旨在从选官上维护官僚政治的努力，就无法取得成功。

三、察举科目与乡品评定

在这一节中，我们讨论察举诸科与中正乡品评定在制度上的关系。

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下，士人入仕皆须中正品第，而且官位之除授，一般必须与乡品相称。《世说新语·尤悔》记温峤被中正清议，“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是如乡品与官位不称，则须待特诏方能除署。又《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引《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南山简，清粹履正，才职通济，品仪第三。”(6)这里所言之“品”，皆中正之乡品。山简之乡品本为三品，只能任官品七品之中散大夫；而大将军从事中郎官品第六，例用乡品二品之人，故司马伷必须上表特请，以待特诏批准。

由察举入仕者，当然也必须接受中正品第。日人宫崎市定氏认为，乡品与官品相差约四品，并以此为前提，推定贤良秀孝之考试等第、拜授之官与乡品存在着对应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列表说明。在其表中，察举策试之上、中、下第，分别与乡品二、三、四品，起家官品六、七、八品一一对应。得乡品二品者可拜驸马都尉、太学博士、太常博士、佐著作郎等；得乡品三品者可拜公府掾、县令、议郎等；得乡品四品者可拜中郎、郎中、县长等。(7)毛汉光亦云：“秀才、孝廉、贤良成绩上等者，中正评为第二品；成绩中等者，中正评为第三品；成绩下等者，中正评为第四品。所谓上等、中等、下等者，以策问中第为标准。”(8)其说法或曾参考了宫崎市定氏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他们的上述观点，证据并不充分。

首先，虽然乡品较高者起家官品也相应较高，二者在某些品级上也确实以相差四品者居多，可是这种关系并不严格。例如《宋书·范泰传》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助教在魏为官品八品，诸博士在第六品，入晋助教于官品无载，而诸博士仍在官品六品，可以推定助教仍为八品，同之于魏。是官品八品之助教一官，以乡品二品人士为之，二者相差达六品之多。乡品官品相差三品、五品者，亦可找到。可见墨守“相差四品”说，未免胶柱鼓瑟。对宫崎氏之观点，学友胡宝国已辨其非，他认为乡品是与具体官职直接联系，而不是与官品直接联系的。(9)即如“中朝助教亦用二品”、“从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之类。因此，宫崎氏据以推断察举任官、等第与乡品关系的前提，就已经是不可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