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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军队不是要来了吗？”她的话语里充满了希望，无线电广播里一直在报道，萨伏伊精锐部队已经从亚的斯亚贝巴出发。

“没用的，除非那几个西方大国也加入进来，站到我们的这一边，否则的话，这座城市迟早就要沦陷了。”他同情地看着宋玉花，问她：“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是个契约在身的奴隶。”她提醒他。

“如果那也发生改变呢？”他盯着她的脸庞说，“很多人都要离开这里了，你是知道的，政府已经放弃了南京，准备迁都重庆，”这将是战争时期的首都，“有些人要去香港。但是，如果准备留在中国的话，可以去重庆……”

“……如果是跟着国民党的话。”

“对。也可以去延安。”

她点了点头。延安，这个黄河边上的贫瘠小镇，大风刮起漫天的黄土，然而，它是所有进步人士心中的圣地，这场革命运动的参与者都向往那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她。延安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北方地区，安全地位于红线之后。到了那个神秘的地方，她就可以公开自己的信仰了，那该有多好。

她收回了思绪，望着陈鑫说：“那你呢？”她问道，他现在既可以公开自己的共产党的身份，也可以继续潜伏在国民党中间。

“我要去重庆。”这是他的答案。

“那你还是继续做地下工作。”

“那样的生活适合我。”

她理解地点了点头，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财富和特权，是他习惯于拥有的，难怪他愿意维持得更久一些，而做一个双重间谍，就能使这一切都变为可能了。

“你将会有一个新的联络人，他会通过一项与你有关的商业活动联络到你的。”他对她说。

宋玉花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党拥有很多商业，从家具店和茶楼到房地产公司，这些公司所在地常常被派作开会和联络的地点，有时候，店里的经理和员工根本都不知情。宋玉花喜欢透过表面现象，认识后面的现实，她开始意识到，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还有，她需要运用另一种能力了，计划的能力。如果杜月笙离开了上海，或者说，他给了她自由，谁知道呢，在战争时期任何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她必须立即开始行动。

她可以跟着托马斯去美国，这个想法，在她的心里，射进一道爱的光芒，穿透了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天的黑暗——目睹着刀豆的死去。他一定会保护她的，她对此很清楚。虽然他从来没有开口问过她，她也从来没有给过他肯定的回答，但是她知道，他的大门，总是向她打开的。

然而，跟着他走，就意味着她将彻底放弃自己的事业。“北方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她说道，当然，关于她的未来，这是她能够说给陈鑫听的唯一版本。

“去延安？”他的眉毛挑了起来，“在我的想象中，像你这样的摩登女郎，一旦没有了禁锢，肯定会跑到香港或者美国去。”

她的脸上，露出了愠色：“难道你怀疑我对党对事业的忠诚？”

“不不，当然不，”她的反应，他都看在眼里，“只是你的勇敢让我很佩服，但是，我要警告你的是，你必须要小心。你的身上，永远都会留有外国的痕迹。”

“那你自己呢？”她丝毫不甘示弱，“别忘了，你是有钱人家出来的，你的家庭财富和我的外语一样危险。如果说有风险，我们的风险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有风险就躲避，那还称得上什么忠诚呢？”

“说得好！”他大声地叫好，似乎还有一丝讥讽的意思。她不由得一惊，有点怀疑陈鑫是否故意用话在试探她。

但是什么试探她都不怕，“如果我自由了，我会去北方的。如果我真的去了的话……”

“那你需要有人引见的。”陈鑫把话接了过去，“到那一天，你就传个信，寄到这里……”他在他的名片的背后写了几行字，“这是我哥哥在重庆的地址。我会给他们去信介绍你的。”

她感激地接过名片，的确，这将是个必要的程序：“谢谢你。”

“不要客气，同志，我们还不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吗？”离开咖啡馆的路上，她一直在细细地品味这个词，同志，共同的志向。所以，她不再孤独，她的生活从此有了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她个人，而且，也是为了所有的同胞，还有她的祖国。同志，她喜欢这个词。

整个九月都炮火不断，不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基本不受影响，可是，虹口和闸北却被炸得面目全非，一些建筑只剩下了几根水泥柱子还立在那里。每天，托马斯在上下班的路上低头急走，尽量少在外面逗留。连希金斯兄弟俩现在也老实了，下了班直接就回家。他们每晚依然要在舞台上演出好几个小时；外面，时不时传来炮火声和枪击声，他们也尽量做到不为所动，埋头演奏，直到深夜两点的钟声响起。灯光一亮，他们赶紧收拾乐器，只想在门口握手道别，赶紧回到家里去。夜深了，大家都安全地回到了家里，托马斯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盯着那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心里充满了担忧。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开始尽可能地省钱了，可是，物价飞涨，他们还是没有多少积蓄，买一张回家的船票似乎成了一件不可能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