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苏亚雷斯（第15/16页）

法：要是把斯皮诺拉排除在外，那么在这些一贯声称是左派的军人中，皮诺切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苏：我马上来解答。阿连德去世前两个月，我应邀前往智利。阿连德接见我时，皮诺切特也在场。是的，当时他在那里，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是皮诺切特。他是属于阿连德军官集团的人，是阿连德军人内阁的成员。他向其他人微笑。尽管他名叫皮诺切特，但谁也不知道他就是皮诺切特。可怕，是的，可怕……

法：当然。凡是来到葡萄牙的人马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件事将以悲剧而告终。

苏：我们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悲剧的教育。我是一个心平气和的人，热爱生活。我甚至还不会开枪。据说，全国已经武装起来了。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连假枪也没有，家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因为我想到我的武器是钢笔，因为我不会开枪射击，因为我不想学会它。

法：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您也不参加武装斗争？

苏：开枪吗？

法：当然，开枪，包括开枪。

苏：我们？哟，不！永远不，一生中永远也不开枪。我告诉您吧，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碰过枪的扳机，我从来没有拿过手枪和步枪，我从来没有打过猎。我家里没有一个人打过猎，我的父亲也没有打过猎。我从来没有服过兵役！当我应征要去服兵役时，我是那样的瘦弱，哮喘是那样的严重，以至我父亲轻而易举地就让征兵者把我剔除出来。另外，我相信库尼亚尔也从来没有服过兵役。我真的不相信他服过兵役。您瞧着吧，我宁愿死，也不愿开枪射人。我甚至不能想象我要去杀死人或伤人。要是在交通事故中，我的汽车撞死了一个人，那对我来说将是一个心理上的灾难。从前，我当律师，为有意或无意杀人的某个人辩护时，我总是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将怎么办？我的结论是：我将会发疯。

法：如果法西斯主义重返葡萄牙的话，那么您也不诉诸炸弹？

苏：请您让我想一想。这样说吧，只有在炸弹不杀死和杀伤人的情况下我可能使用。譬如，我会把一枚炸弹安放在一个无人居住的楼房里。假如我知道有人会经过那里，我就不会把它放置在那里，永远也不会。即使为了自卫，我也不放。假如某个人要杀死我，我也不会为了自卫而去杀他，我让他把我杀死。

法：这些话是现实的，因为我知道您经常受到死的威胁。

苏：天天都受到威胁，一天几次。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一个声音向我吼叫：“苏亚雷斯，你将被杀死。”或者：“苏亚雷斯，今天你将会死去。”我回答说：“好吧。”害怕，躲藏，武装后才外出，配备卫队，这有多大用处呢？当一个强大的组织要消灭某个人时，它总能得逞，你即使受到严密的保护也不能幸免，您只要想想两位肯尼迪就行了。结论是：我愿意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四处走动，不以折磨自己来继续我的生活。害怕是愚蠢的，也是可鄙的。我拒绝这种害怕，实际上我也害怕不起来。我从来就没有害怕过。前几天，我在街上受到一名安哥拉难民的威胁。当时，我同泽尼亚同志在一起。这个难民扑到我身上，怒吼道：“为什么你把安哥拉出卖给黑人？”我重重地推了他一下，将他推开。我回答他说：“如果您有教养地问我，我会向您解释我没有把任何东西出卖给任何人。”于是他又重新扑到我身上，我不得不重新推开他……您知道，现在很少有人继续住在自己的家里，我是其中的一人。在里斯本，由于害怕被暗杀或遭逮捕，每夜改变住处的人已数不胜数。我说：要是他们想逮捕我，我已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逮捕我，那他们得给我解释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总比逃跑要好。

法：现在我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苏：怎么一回事？

法：就是您的令人生气的镇静。您的镇定自若，也就是勇敢。

苏：您过去曾把我描写为一个温和的人。

法：是的，我为此而感到遗憾。

苏：您不必过多地为此而感到遗憾，因为许多人都以为我是这样的人。这应归咎于我的这张面孔，这厚厚的眼皮，垂下的双颊。我有一位朋友，是个雕塑家。有一次，他想给我塑一个半身像。他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塑好了，又毁掉。后来他说：“问题是这样的，你的面孔太一般化了，也就是说，你有一张普通人的面孔。你不是一个温和的人却有着温和的线条。”我举这一例子并不是想说明我是个强硬的人，尽管我不时发火，但我不是强硬的人。当然，我也不是那种易于屈膝顺从的人，或者是可以被吓唬得住的人。我在监狱中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