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苏亚雷斯（第14/16页）

法：要挽救已为时太晚，对吗？

苏：假如人们想要挽救的话，那么为时尚不太晚。我们社会党人将继续为此而战斗。当然，如果我们遭到失败的话，那将是一场灾难。如果我们对建立一个左派政府达不成协议，不能很快解决劳动者的问题，不能同欧洲建立起桥梁，不能使经济机器恢复运转的话，那么我说，再过两个月……是的，再过两个月，不满情绪将会发展，以至右派可以用它作为借口来进行干预和搞反革命活动。

法：两个月。

苏：对，只需两个月。目前，如果说不是成千的话，那么也有成百的葡萄牙军官正在与西班牙交界的法国边境，也许还在葡萄牙进行准备。昨天，在里斯本的街道上散发了赞扬斯皮诺拉的传单。一个月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会予以制止。而今天人们却接受它，争相阅读它。我把这事也告诉了科斯塔·戈麦斯，他回答说知道了。

法：可以说这种形势同阿连德时期的智利最后几个月的形势相似。

苏：我说，它同魏玛共和国更相似。难道我们现在不是正在经受殖民战争的后果和失败的后果吗？当我们明白过来时，已经太晚了，军队已经崩溃。有意思的是，这支军队原是占领军，而现在却以解放力量自居。这是一种精神分析现象。葡萄牙军人已经忘记了占领殖民地和镇压人民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居然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精神分析对它的说法是：失败者不承认失败，反而以胜利者自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德国军队拒不承认失败以及由失败而引起的社会后果。从社会党人到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所有的人都极大地帮助了纳粹主义掌握政权。只有他们一起被投进集中营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

法：那么所谓的革命破产了。

苏：还没有破产。更确切地说，我不认为是破产，而是存在着破产的危险，至少是受到了损害。这也首先是因为共产党人不明白要特别谨慎行事。譬如，他们不应该忘记北方的农民是土地所有者或是自耕农；不应该忘记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工人阶级，但还存在着无数的小官吏和小私有者；不能忘记葡萄牙是有着欧洲教育和文化的国家。葡萄牙人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有一百万被共同市场雇佣的葡萄牙人在欧洲工作，我们贸易的80%有赖于欧洲。需要耐心，需要谨慎地进行国有化，不要使欧洲敌视我们。而现在正在做什么呢？蛊惑人心的宣传畅通无阻，中小资产阶级被触怒，那些愿意成为盟友的人遭到驱赶，原来非常倾向于我们的教会被推到了反动派一边，大量的资本消耗殆尽，从而使皮诺切特的危险日趋逼近。

法：您指的是斯皮诺拉吗？

苏：不，斯皮诺拉……您知道，我不太喜欢谈斯皮诺拉。这有各种原因。我想，他犯过严重的错误，确实是愚蠢的错误。我想，也许他应该对在他之后发生的那些事负责，至少应该对在他之后发生的部分灾难承担责任，因为他要强行做一些事，因为很显然他这样干过，只是没有做这种事的力量和思想。斯皮诺拉偏离了革命合法性的轨道，偏到了右的一边。譬如，他想制止革命，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这是不可能的。但首先还是共产党人方面造了他的一些谣言。我要说的是，如果存在革命合法性的话，而革命合法性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如果这种革命合法性是由武装部队运动代表，由它的军官体现的话，那么不能否认斯皮诺拉是在其中的。不管好坏，他一开始就在其中，这就是我不喜欢谈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更乐意说他犯了错误的原因。他所犯的那些错误是无可争辩的。另外，他把某些民主派，真诚民主派说成是毛分子。他多次发表过更严重的声明。他错了，在许多事情上都错了。错误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他不是一个资质聪明的人。

法：那么他不会是皮诺切特。

苏：我想他不是。

法：您如此小看他，这是奇怪的。

苏：我再重复说一遍，因为我不相信是斯皮诺拉。尽管斯皮诺拉在葡萄牙还有一定的魅力，但我不相信斯皮诺拉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我错了。对贡萨尔维斯的估计我一开始不是也错了吗？但是我并不认为斯皮诺拉是右派所依靠指望的人。

法：当然，您知道，人们对您和斯皮诺拉是怎样议论的。据说，你们有接触，尽管这种接触是间接的。又据说，你们将要在巴黎会晤……

苏：我知道，受共产党人一手操纵的全国新闻社，天天都要发布小小的公告，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说我同斯皮诺拉有接触。我不愿意同斯皮诺拉有接触，这是愚蠢的谣言。我不得不重申：“我同斯皮诺拉没有接触，我不愿意同他接触。我党没有一个人同斯皮诺拉接触。今天，我不接受同斯皮诺拉的接触，明天，我们也不会接受。”重申这些话甚至使我感到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