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尔比（第7/12页）

科：您选择智利作为例子，恰好犯了个错误。如果您仔细阅读参议院不顾我的反对而发表的有关智利情况的报告，那么就会看到，从1964年以来，我们仅限于帮助中间民主力量去反对声称已经同卡斯特罗和共产党联合的阿连德。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1973年推翻阿连德的事件。参议院委员会没有找到一个证据，足以证明1970年以后我们曾有过合作。

法：真的？资助罢工呢？还有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资助呢？

科：是的，给了一点儿钱，极小的援助。我们是通过别人给的，也就是说，把钱从一个小组转到另一个小组，是微不足道的。您可以看看我在参议员丘奇面前是怎样否认的：“只有1970年的六个星期是个例外。”

法：我认为还不如说是1970年“开始”的，是从11月2日，即尼克松和基辛格召见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头目理查德·海尔姆斯并命令他组织政变推翻阿连德时开始的。

科：只延续了六个星期……我们没有成功……我们在智利的另一部分计划是支持中间民主力量反对左派的威胁。1973年推翻阿连德的行动并未纳入我们的政策范围之内。我们当时等待着1976年的选举，希望民主力量在1976年获胜。当然，我们没有帮助阿连德，但是在1973年的政变中我们是清白无辜的。那次政变是阿连德自己造成的，就像国会和最高法院所说的那样。因为他破坏智利的社会和经济，反对民主，压制反对派的报刊，违反宪法……

法：科尔比先生，您在捏造什么鬼东西呀？您怎么能允许自己这样伪造历史？恰恰是反对派的报刊把阿连德折磨到最后的时刻。

科：认为阿连德是民主党人，那是您个人的看法。他本人声言要镇压反对派和资产阶级。镇压！您的阿连德是个极端主义者，是个压迫者。我知道这一点，我有确切的情报。

法：科尔比先生，如果您的所有情报都与此类同，那么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经常洋相百出。我想从您这个为民主而战的人那里了解：如果阿连德以民主的方法取得选举的胜利，那么他是否有权管理自己的国家？

科：嗯，这个……

法：科尔比先生，别犹豫，快回答我。

科：难道墨索里尼没有在选举中取胜吗？希特勒不是靠选举才成为德国总理的吗？

法：科尔比先生，您不能如此怀有恶意。您不能把阿连德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这太过分了。

科：并不过分。我信仰西方的民主自由。

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信仰民主自由？是以残杀的手段吗？请您给我讲讲阿连德的参谋长施奈德将军遇害事件。

科：我们中央情报局与谋杀施奈德将军事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参议院关于智利情况的报告说：显然企图绑架他的小组不是从中央情报局接受武器的小组。问题仍然是，六个星期。啊，您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实在太偏激。您像美国新闻界对黑手枪事件一样激动，就是参议员丘奇讲的带有箭头的黑手枪。这种武器从来没有使用过，从来没有。啊，是你们新闻界给中央情报局抹黑，进行捏造和歪曲。当然，我们在国外活动时，有人被杀死……当然……既有我们的特工人员，又有对方营垒的人。但不是暗杀。我知道谁在为我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是善良的美国人，是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保卫自由的权利而战的真正的爱国者……

法：你们为什么不向皮诺切特去要这样的权利呢？

科：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且这是我国政府的事。您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您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我不是搞意识形态的。我是个民族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作为一个地道的实用主义者，我告诉您应由美国人决定哪里需要帮助，哪里不需要帮助。帮助欧洲人阻挡共产主义的推进是我们的权利。同样，支持阿连德的反对派也是我们的权利。中央情报局已经这样干了30年。我再一次重申，它干得很出色。我再一次重申，意大利是最好的例子。

法：科尔比先生，请您告诉我，在那个实用主义的名义下有没有发生过中央情报局建议政府同意大利和欧洲的共产党人进行对话的事？

科：对话？我看不出存在我们和他们对话的可能性。而且他们的立场很鲜明，我们了解他们的政策和纲领。我们对个别人的诚意不感兴趣，一个有诚意的人常常可能被另一个人取代。至于他们的许诺……葛罗米柯[9]也作过许诺，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10]也同样作过许诺，郑重其事的许诺。

法：那么当塞格雷和纳波利塔诺[11]受到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邀请时，是中央情报局告诫不发给他们签证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