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32/33页）

可能只有抵抗，但是它被心理参照框架事先就排除了。根据这一框架，大多数犹太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将他们的经验固定起来。由于对压迫者心灵状态错误的心理评估，这些经验是有缺陷的。犹太人假定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压迫者错误的思想中，他们相信通过受害者对理性和正义的呼吁，这些思想可能被修正或者纠正。但是，对假定的理性和正义的普遍规范的呼吁并没有说服压迫者，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直到有权者遇到了同样的权力或者更强的权力之前，对有权者言说真理并没有迫使他们改变暴力的行为。这是受害者心理学中的谬误：它没有看见自己的盲点。克伦和拉波波特正确地指出：受害者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能够守护其灵魂的清白，同时能够让压迫者认识到自己是错误的，因而应该停止压迫他们。另外，因为抵抗的暴力行为玷污了受害者的清白，因此它不可能被认为是对压迫可行的回应。换句话说：“在对压迫者的指控不感到有罪的意义上，一个人是清白的事实明显地抵制了有效行动的采纳，因为他担心这样的行动可能玷污或者败坏自己对清白最初的声明。”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白变成了一个障碍，它阻止了犹太人察觉到他们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危险，也阻止了他们相应地改变回应方式。用一位犹太幸存者的话来说：“成为清白者和不得不承受所有悲惨的感情激起了自我怜悯，同时弱化了对于生存来说是本质的力量。”

有关和纳粹压迫相关的犹太人行为的普遍观察，并不意味着轻视这样的事实：远远超出通常认为的犹太人实际上在抵抗纳粹的压迫。注犹太人在华沙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以及整个波兰二十多个集中营进行着抵抗。五万多名犹太人逃避到波兰和俄国的森林当中，他们在那里要么和游击队联系在一起，要么尽他们所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反击。反抗在比如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等灭绝营爆发。不幸的是，这些反抗或者抵抗行为只是个别绝望的个人或者团体发起的，他们都缺乏物质资源和支持，而这些是有所作为所必需的。犹太人缺乏组织化，被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所分化，面对着席卷一切的纳粹力量，纳粹的杀戮者对犹太人实施绝对的权力，这样的抵抗假如不是无效的，也是极端的困难。假如尝试抵抗的话，纳粹的报复规模极大，他们会杀害他们所控制的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德国人对任何抵抗的报复受到“集体责任”原则的控制，这意味着犹太人社区自动地为每一个抵抗行为负责，并且为了直接的惩罚——通常是枪决——必须交出德国人指定数量的人质。我们已经提及过莱奥· 贝克的事例，他在1942年5月警告过鲍姆的团体停止针对德国人的暴力行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委员会和它们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对积极抵抗的反对之声。抵抗者甚至有时被他们的社区贴上叛徒的标签。直到一切都为时已晚的时候，意识的觉醒才认识到纳粹计划杀戮整个犹太人社会。

对纳粹暴政有意义的抵抗意味着绝不仅仅是保持身心合一、采取逃避的策略，甚或逃避压迫者。正如劳尔· 希尔贝格正确指出的，犹太人“被他们历史的紧身衣束缚”，把自己排除在积极的武装抵抗之外，从身心两个方面把自己投入大灾难之中。造成这场毁灭更为恐怖的东西是世界其他地方无所作为，或者对犹太人的灾难漠不关心。

我们现在知道从大屠杀一开始，人们就知道它的存在。当然，有一些最初的怀疑，特别是因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类似残暴故事后来被证明是骗局。这一可怕秘密真相被瓦尔特· 拉克尔正确地称为纳粹种族灭绝，知道它的人比通常假定的人多得多。丘吉尔和罗斯福知道这一真相。因为英国人破解了德国最高等级的军事密码，使他们能够破译希特勒的秘密，因此丘吉尔具有完美的信息源告诉他希特勒正在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1941年8月24日，在对英国人民的公开广播中，他没有专门提到犹太人，而是以概括性的词语揭露：“自蒙古人入侵欧洲以来，还没有规模如此之大，或者接近这样规模的，讲究方法的残忍无情的屠杀。”他还加了一句：“我们正面对一个难以名状的犯罪。”然而，无论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只是给犹太人道德的或者象征性的支持。尽管罗斯福在1944年1月建立了战争难民委员会，以便尽一切可能营救纳粹的受害者，但是这个委员会遭遇了巨大的体制性冷漠和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人偏见，尤其是在国务院。戴维· 怀曼在《放弃犹太人：美国人和大屠杀》（1984）一书中提及了美国人对犹太人的放弃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领导人的，尤其是罗斯福的政治权宜之计；一些美国机构中蓄意阻挠的天性；强烈地反对进一步移民和支持严格的配额将外国人清除出去的民众。当然，据说在那时所有的国家可能都是一样。它们的边境从未向犹太人开放，任何营救的努力在政府的限制中陷入泥潭。瑞士不仅限制移民，而且帮助纳粹储存不合法的黄金，欺骗无数的犹太人拿出他们的储蓄和存款。最近对瑞士这一角色的揭露给瑞士政府的行为，也给由它带入涉及这样不道德金融交易的国家投上一束极其不光彩的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