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31/33页）

法国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事例，因为它在犹太人毁灭进程的作用大致处于个别卫星国和德国人直接占领、管理的国家之间。法国双重的位置是1940年失败的结果，这导致了北部领土——包括巴黎——的军事占领和在南部所谓维希法国一个独立国家的建立，后者是根据南部疗养胜地命名的，贝当元帅在那里试图组建一个未来再生法国的核心。法国是文明的西方价值观的堡垒，它的崩溃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创伤性的体验。接下来战败引发的震惊，内部替罪羊的寻找，被占四年多带来的羞辱，都在法国引发了持久的创伤，最重要的创伤是整个一代幸存者、合作者、抵抗者扭曲的历史观念。维希法国竭力保护犹太人的传奇就是一个传说。米歇尔· 马鲁和罗伯特· 帕克斯顿破除了这个神话：一群极端保守主义的法国人管理着维希法国，他们受到德国人胁迫接受了凶残的命令。马塞尔· 奥菲勒在《悲伤和怜悯》这部辉煌的文献性著作中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点，它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了失败、合作和抵抗的极度痛苦。奥菲勒的文献显示：在被占法国，几乎没有人手脚干净，良心善意。近来菲利普· 布林论述被占法国的书籍也表达了这个观点。

法国具有丑恶的犹太恐惧症的战前遗产，尤其是在右翼和神职人员的圈子里，它延续了几个世纪，包囊了一大批具有杰出语言能力、具有煽动民意才能的反犹太主义者。帕克斯顿和马鲁显示犹太事务全权代表格扎维埃· 瓦拉发起了诸多反犹太人的举措，尤其是1940年秋季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法》。这些举措是在没有任何来自德国人压力的情况下发起的，反映了完全是法国本土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尽管这些反犹太人的举措必须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这一背景考虑到法国的经济问题和外国人恐惧症——不仅仅是反犹太主义——感情的兴起，但是，它们表达了法国社会重要部分的感情和信仰。维希政府和被占法国的民政当局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积极合作。为了维护法国民政当局，有人会说法国的犹太恐惧症患者不是亲纳粹的，很少维护纳粹狂人所维护的生物学的种族主义。法国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在多数情况下是同质法国的代言人，在这样一个国家，所有民族上的少数人都要同化成法国人，在文化上成为法国人。

事实上，被占法国的法国民政当局坚持在法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之间作出巨大的区别，它们把5.5万外国犹太人中的大部分遣送出去，而这些人已经在法国找到庇护所。它们对这样的行为并不感到不安。维希法国也没有为法国的犹太人做太多的事情，这可能出于两个动机：一是恐惧德国人的权力，一是对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维希政府的民政当局把外国犹太人成批地遣送出去，首先是把他们中的许多圈进拘留营中，然后把他们交给德国人。它们对此毫无不安之心。1942年，多数臭名昭著的遣送涉及数千名外国犹太儿童，年龄从三岁到十七岁。所有这些儿童都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到那时，维希政府的官员开始猜想最终解决方案真正的意味，这促使他们放慢脚步，阻碍德国的死亡机器。但是，证据清楚地显示：假如德国人没有得到来自法国行政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警察官员和铁路官员的积极支持，他们是不可能执行他们的残暴计划的。这些官员围捕犹太人，并确保火车及时发向犹太人的东部目的地。到1944年末，近7.5万犹太人被从法国驱逐出去，这是一场最大规模的灾难，因为它涉及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在积极地与邪恶同谋。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人们经常指出：犹太人造就了完美的受害者，因为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扮演受害者角色的环境中。太多的看法由这一观点制造出来，但这里毫无疑问的是：犹太人对压迫的体验，事先把犹太人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放置在屈从的地位，因此相当程度地提高了压迫者的优势。假如尝试抵抗，因此会很快被镇压。是什么让犹太人成为历史的受害者？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详尽的解释：它存在于宗教信仰和历史经验的结合之中，它们告诉犹太人，暴力是错误的，对组织化压迫的抵抗是无效的，因为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中作为外国人生存，他们没有国家、军队保护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一直是等待屠杀的绵羊，因为他们为了在他人统治的世界中生存，形成了一大堆策略。劳尔· 希尔贝格描绘了犹太人的应对机制，它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策略，其中包括缓和、逃避、麻痹、顺从。缓和是对危险的回应，或者是尝试减少已经发起的暴力；它涉及请愿、支付保护费、支付赎金、有预期的顺从、救济、援救、抢救、重建。对于历代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逃避典型的含义是逃离，而顺从意味着接受反犹太人的举措，希望它们可能在强度上有所缓和，或者有大的松弛，或者一并消失。在这些策略中明显缺失的是武装抵抗。直到以色列成立之前，对业已建立的行政当局的服从——无论好坏——一直是犹太人的准则。与西方世界好战的传统相比较，犹太人没有把暴力美化为文化或者精神的理想。他们的诗人没有写出伟大的抒情顿悟诗篇，去把战斗歌颂为高贵的事业。另一个方面，德国人在文化上盲目崇拜战争的价值观，将它们在家庭、学校、日常的生活中制度化。还有比消极的德国人—犹太人的关系更好的、更配套的锁和钥匙的关系吗？完美的纳粹压迫者能够发现比犹太人更完美的牺牲者吗？犹太人面对凶残的纳粹分子，他们依靠其对付压迫者的传统策略徒劳地退却；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在对付传统的压迫者，而是纯粹而简单的压迫者。这里不可能存在缓和、顺从，最终也不可能存在逃避或者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