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30/33页）

在匈牙利，米克洛什· 霍尔蒂以老式独裁但并非极权主义的方式进行着统治。犹太人在那里屈从于歧视而非迫害。尽管匈牙利让自己承担了专门的经济和军事义务，但是与德国的合作是冷漠的。正如在大多数东南欧国家，在匈牙利也存在着强大的法西斯和反犹太人团体，著名的是弗伦茨· 萨拉西领导的箭十字党。当匈牙利试图脱离希特勒轴心联合的时候，德国人帮助箭十字党掌握了权力，加速了反犹太人的运动，最终消灭了70％的匈牙利犹太人。尽管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直到1944年夏季都得到了宽恕，但是在1944年春季和秋季之间，屠杀迅速地到来，并且产生了毁灭性的结果。艾希曼的党羽得到了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他们很快围捕了他们能够掌握的犹太人，将43.7万犹太人直接驱逐到奥斯威辛，并且很快用毒气杀死了他们。匈牙利一共有82.5万犹太人，其中的60万被消灭。

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元帅在1940年9月成功地败坏了卡罗尔国王政府的名声。最初，元帅与法西斯主义的铁卫军——这是一个狂暴的反犹太主义的右翼政党——合作统治着这个国家，并且将各种各样的反犹太人举措制度化，包括强制性的劳动服务。劳尔· 希尔贝格已经显示，在德国之后，没有哪个国家像罗马尼亚那样以如此大的规模卷入大屠杀。罗马尼亚人热切地和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的特别行动队合作，仅在敖德萨一处就屠杀了2.6万犹太人。当罗马尼亚人参加了德国人对俄国的战争时，安东尼斯库元帅调遣了罗马尼亚警察和部队帮助德国人灭绝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俄国南部的犹太人，但是他拒绝与德国人合作交出罗马尼亚自己的犹太人。30万已同化的罗马尼亚犹太人中的大多数躲过了大屠杀幸存下来。罗马尼亚拒绝交出大多数自己已同化的犹太人绝非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发现相似的拒绝、犹豫、蓄意的阻碍，它们怨恨纳粹侵犯它们的主权。在纳粹军事成功处于高潮期间，大多数卫星国政府或者地方行政当局为他们的德国占领者提供服务，通过了自己的反犹太人法律，驱逐在他们控制下的外国犹太人，以此讨好德国人。但是，大多数这些国家都使自己远离最终解决方案；并且，当战争的潮流变得有利于盟军的时候，它们决心不中断与西方的联系，并决定抵制来自纳粹的压力，不再驱逐自己的犹太人。

在保加利亚这无疑是正确的，鲍里斯国王在那里推行了非常聪明和机会主义的策略，他加入了轴心国，然而没有尾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陷入与俄国的战争。尽管保加利亚在1941年1月颁布了反犹太人的立法，它宣称在保加利亚国家内部，犹太人是毁灭性的来自国外的元素，但是甚至在保加利亚的德国观察家也承认，反犹太主义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在驱逐犹太人方面，保加利亚人与德国人的合作被限制在保加利亚在马其顿和色雷斯业已占领的领土上。保加利亚人从这些地区驱逐了大约1.1万名犹太人，但是当德国人在1943年要着手处理保加利亚自己的犹太人的时候，它拒绝驱逐他们。到了战争的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对保加利亚人来说，拒绝党卫队的杀戮者变得更加容易了。

最后，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与其说存在于个别国家各种犹太恐惧症的传统之中，不如说存在于德国人在劝说或强迫外国或被占领国政府交出它们的犹太人上能够实施的控制程度。德国人在波兰、被占的俄国、东南欧取得了最多的进展。总之，在这些地区德国的军事力量提供了最大的保护伞，在其下，种族灭绝的杀戮者能够最有效地加害他们的受害者。就是这个强制性的因素，而非当地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地理上的分散或集中、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证明是决定性的。

只要意大利军队在其控制的地区（阿尔巴尼亚、黑山、希腊等地方）保护犹太人免于最终解决方案，这些地区的犹太人就不必恐惧迫近的驱逐；然而，一旦墨索里尼失去了权力，德国人就向所有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扑了过去，把他们分派到死亡集中营。和当地对犹太人的偏见一样，整个欧洲当地的法西斯合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合作者包括挪威的吉斯林领导的国家统一党，比利时的王党，丹麦、荷兰、法国类似亲纳粹的组织。尽管如此，毁灭的真正动力存在于德国的权力和各个国家对其服从的程度当中。丹麦犹太人得以幸存的原因是存在大多数先前提及的德国控制的障碍。尽管丹麦是一个被占国家，但是德国人实施了松散的控制；他们允许丹麦人保留君主制，这成为了丹麦人抵制纳粹要求的聚集点。丹麦既没有犹太恐惧症的传统，也没有大规模的犹太人社区。丹麦没有任何受到庇护的犹太人，因为丹麦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强行实施了对移民的限制。当纳粹试图围捕丹麦的犹太人时，丹麦政府事先得到了警告，很快就行动起来，拯救了它的犹太公民。它把犹太人疏散到附近中立的瑞典。比利时和荷兰没有这样的余地，因为这两个国家直接被喜欢干涉的军事和民政管理机构所统治和占领，它们有着干预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