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27/33页）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德国科层体制的毁灭机器是一个“有秩序的”机器，但是因为许多原因，它也是更具毁灭性的，因为毁灭得到了最高权力来源的授权。赫伯特· C.凯尔曼认为，对暴行的道德禁止被三个要素或是单一或是一并打碎：一是暴力得到正式组成的合法机构的授权；二是业已形成的行为和安排的功能把暴力日常化；三是受害者被意识形态的洗脑和灌输非人化。

授权的暴力意味着科层体制认可和管理的暴力，它和暴民暴力的疯狂和愤怒不同。大屠杀是一个仔细策划和执行的大规模毁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毁灭行为是以无动于衷和冷血的方式完成的。正如齐格蒙特· 鲍曼所提醒我们的，它也具有官方的目的，因为它旨在“一个更好的、极端不同的社会幻象。当代种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意味着带来与完美的社会设计一致的社会秩序”。在纳粹的背景下，这一完美的社会是极端纯粹的雅利安社会，所有劣等种族都会在其中被消灭。杀戮是一种真正的治疗，因此完全是合理的。

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有关暴力日常化的事情，尤其是在集中营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通过强制劳动、饥饿致死、暴力进行对人类的灭绝，这一灭绝以类似企业的方式得到仔细的监控。管理这一暴力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残暴的，但不是反社会的官员。正如拉波波特和克伦所显示的：

所有可获得的证据都显示，大多数党卫队成员的心理特征并非具有大的心理变态的症候。相反，它非常明显地建立在一种个性结构之上。这一个性结构强调服从，以服务于英雄理想，服务于体现这些理想的集体、集体领袖的强烈忠诚……我们的判断是，绝大多数党卫队成员——军官和普通成员，都很容易通过通常给美国军队新兵或堪萨斯城市警察所做的精神病学的测试。

对受害者的非人化导致了暴力更容易被接受和施加。这是拷打和人格贬损的功能。根据让· 阿梅利的观点，拷打是第三帝国典型的方式，是它的本质存在。它的受害者就是被拷打这种行为自动地贬损。人格贬损偏爱的方式是让受害者置于污秽和粪便之中。营房里充满了尿味和粪味。疾病使事态变得更加恶劣。斑疹伤寒症引发了痢疾，“痢疾溢出了人睡觉的笼子的底部，流到了躺在下面笼子里妇女的脸上，它混杂着血、脓、尿，在营房的地面上形成了黏滑的、恶臭的烂泥”。公共厕所不足，且不卫生。在奥斯威辛，三千多个女人才能用到一个厕所；她们不得不排队进入一个厕所置于里面的小屋子，里面是齐膝高的粪便。亚历山大· 多纳特说：痢疾“将人像蜡烛一样融化，使他们在自己的衣服里萎缩，很快他们就变成臭烘烘的、令人厌恶的骷髅，死在自己的粪便里”。把人弄成哭哭啼啼的半人状态，使得杀戮者更容易处置他们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一堆屎。普里莫· 列维叙述他被放逐到奥斯威辛期间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当时货运卡车停在奥地利的一个火车站：

当党卫队的护卫人员看到男男女女蹲在他们能够蹲的地方——月台上和铁轨的中间，他们没有掩饰他们的快乐；德国的旅客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只配这样的命，看看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这一点非常清楚，犹如白日的光。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通常认为，东线残酷的战时条件使得灭绝数百万人而不引起世界其他地方的注意更易得到控制。战后的德国人试图将党卫队杀戮部队和其余东线部队区分开来，旨在维护“清白的国防军”的传说。这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是种族灭绝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的任务存在于为了德国新的种族疆界而灭绝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当中。这些生物学的卫士在俄国遭遇的环境，将先前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战士转变为残暴的杀戮者，他们毁灭这片土地，无情地恐吓和杀戮数百万民众、士兵和平民。在四年野蛮的战斗中，保持群体凝聚的东西是强烈的政治灌输和战争史中前所未闻的残酷纪律的结合。军队被暴露在宣传的万炮轰击中，一方面它将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这些敌人恶魔化，另一方面将元首神化。人们告诉士兵们他们正在和劣等人作战，因此有权利以最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当假定的劣等人以巨大的勇气和卓越的武器进行报复的时候，纳粹的权力精英远不是纠正对劣等人的成见，而是把宣传机器的音量调到歇斯底里的强度高音，促使对恶魔之敌更大的无情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