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26/33页）

大屠杀除了作为种族狂热的结果之外，它也是当代科层体制文化的结果，因为它涉及许多政府机构和纳粹党机构的合作，它们每一个都在毁灭的进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德国的科层体制是集权主义的制度，它是未经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二帝国制度的留存。像德国的许多其他制度一样，它是传统和现代性的奇怪混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形成了一系列依然强烈依赖封建和集权主义传统的科层制度。这解释了它们对体现等级制（垂直的）秩序的前民主模式性质的组织原则的依附。在这个等级制秩序中，权威开始于顶端，然后经过仔细限定的职位，一直延伸到底端最低的职位。对权威、忠诚、服从的尊重是主要的制度价值观，它们限定了一个制度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增添了节俭、朴素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在那些正在经历相当程度民主化的国家，政治和官僚权力的轴心开始从顶端的权力集中向制度的中层或者底层分享的或者再分配的权力转移。德国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因为它的科层体制保留了严格的中国清朝官僚和集权主义的特性；同时，它吸收了理性效率新的气质，而这一气质和更大的道德或者政治考量相分离。德国的官僚在技术和法律上是训练有素的官员，他们对自己的技术专长和价值中立的处理日常行政程序的方法感到骄傲。对法律文本的依附、苛刻的工作习惯、对上级的服从是他们珍惜的价值观。假如上级权力部门签署了一个指令或任务，它必然以一个士兵执行来自指挥官命令的同样精神得到执行。对军事气质的关联是明显的：军国主义是公务员的思想状态。

作为纳粹德国权力的最高来源，阿道夫· 希特勒使集权主义的科层体制屈从他的意志。公务员服从了，因为他是他们的指挥官；但是，这里有更复杂的东西。尽管德国的公务员假装中立，他们依然是集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集权主义渴望的反映；他们也看到了其他一些与他们新封建的政治传统共鸣的东西，即赋予第三帝国领导层个性的浪漫主义的个人魅力。尽管德国的公务员被训练成按照最高标准的技术专长行使其职责，但是他们依然同化了新封建的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美化了英雄崇拜和诸如忠诚、服从、责任、荣誉等军国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一个人无需对此表示惊讶：这样的人在没有对自己的道德正确性提出疑问的时候就执行了命令。总体而言的官僚，以及特殊而言的德国官僚，都是“组织的人”，他们必须和一系列制度的价值观相一致。这些价值观几乎不会超越纯粹谨慎的或者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没有被期望在没有认同更高权威的情况下，去动用个人的良心甚或个人的首创精神。德国官僚的个性和道德结构以其所有的力量和弱点，反映了德国社会的集权主义特性。它所反映的德国科层体制的和文化的最大弱点是对弱点的宽容。它的组织理想反映了诺贝特· 埃利亚斯认定为一个普通德国人的缺点：没有能力承认人类的不完美和脆弱。“它的要求是绝对的和不可妥协的。整体上完全服从规范带来的满足。”

执着于完美，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德国人的文化属性，这使得德国人得到欣赏、嫉妒和厌弃。无论德国人作为个人或者作为一个民族做任何事情，他们都会非常严肃地，怀着旨在完美、成功，以及证实优越性这个单一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一文化偏执积极的（正数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已经证明了在许多不同的层面组织信仰的非同凡响的能力，并且他们经常发现将这些信念转化为成功实践的创造性方法。在许多方面，他们创造性成就的能力是一种专属于他们的思想方式的产物，不同寻常的理论上的一贯性给予了这种能力以特性。他们用令人敬佩的精力和一致性将信念付诸实践，有时这种精力和一致性是刚愎自用和毁灭性的，它们不可能得到纠正，因为德国的制度缺乏自我纠正的方法。

当希特勒让德国的科层制度屈从于他的意志和目的的时候，德国的科层体制提供了它所能聚集的最优秀天才，支持它能够制造出来的最好的毁灭机器，以此进行了浮士德式的讨价还价。大规模毁灭的完美是德国科层体制方程式负数的一面。假如人们要求这个科层体制给犹太人组织可能的最好的生活，它估计也会执行最佳的计划去做这件事。这种没有道德的效率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同样也是总体上让人困扰的科层体制的问题。一个大公司的官员们或者工人必须努力工作，为他们的组织竭尽全力。道德在最高的意义上没有在他们的共同存在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人们并不期望他们去质疑制造凝固汽油弹、导弹或者毁灭性武器是否道德。他们的政府赦免了他们的道德责任，并且暗地里清除了他们在潜在的大规模毁灭中所有法律的共谋关系。正如齐格蒙特· 鲍曼所直言的：“由于科层体制技术上的成功，这一结果与道德毫无关系。”在当代工业化大规模的杀戮中，德国科层体制应该作为科层体制共谋最恶劣的事例，但是从当下权力精英及其科层体制的帮凶的行为来判断，他们在继续把权力和道德相分离，这个世界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权力无道德的滥用及其邪恶的严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