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22/33页）

米尔格拉姆试验让公众和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因为它显示了五千年的记载历史——人性真正的试验室——能够教会人知道的东西，而这些人烦恼于检验历史的记录：当数量惊人的人受到合法的，或者值得信任的权力机构的命令给其他人施加痛苦和残暴的时候，他们乐意这样作为。远离受害者时服从和给予痛苦变得更加容易。米尔格拉姆试验和津巴多试验一样，并不完全和历史的环境相吻合。试验室背景下的任何试验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正如米尔格拉姆所指出的：“试验室的问题是生动的、强烈的、真实的。它不是与生活分离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社会世界的普通功能的必然趋势，带来一个极端和非常合理的结论的东西。”另外，这些试验直接与纳粹德国发生的东西和整个历史中发生的事情相关联。在津巴多试验的主体和后备警察101营成员的行为当中，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发现了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存在着核心的热情杀戮者，以及更大群体的“优秀”警察。前者自愿承担射击小组的责任或者“捕获犹太人”，后者执行死刑，因为他们得到了执行死刑的命令。还存在着小群的拒绝者和逃避者。布朗宁也认为：“米尔格拉姆的许多洞见在测试主体和纳粹杀戮者中找到了具体的证明。”当然，在规模上他们是不同的。米尔格拉姆以类比的方式阐释了这一观点，他说他的实验室主体之于纳粹的杀戮者，犹如火柴的火焰之于1898年芝加哥的大火。他的试验显示普通的美国人是如何通过简单的操纵，不再把自己设想为导致对个人生活、自由或者人类权利侵犯的因果链上有责任的一部分。正如他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类缺点比我们所相信的都更常见：

人们能够发现这一缺点循环时的证据，并且当人们读到纽伦堡战犯、在越南梅莱村的美国杀戮者、安德森维尔（南北战争南部联盟监狱的所在地）的指挥官的文字记录的时候，人们再次能够发现这一证据。在士兵、党派官员、服从的主体之间，我们发现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无限度地服从权力机构，以及使用同一的心理机制的能力，以减轻伤害无助受害者的压力。

大屠杀的杀戮者涵盖了从“普通”德国人的层面到普通人类的层面，对他们提出争议是重要的，因为德国人两者兼有。“普通的德国人”这个词不可能具有准确的科学定义。我们不可能用德国警察来“测定”整个德国社会，因为他们不是总体上德国人各个层面的代表。治安警察的成员仅仅是松散意义上德国警察的代表，而不是德国教师、教授、医生、律师、护士或者商人的代表。德国警察，特别是汉堡警察的核心，是从右翼自由军团部队中招募而来的。这些部队的军国主义和极端犹太恐惧症的信念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并非和大多数德国人相关。我们并非十分清楚这些人是如何被招募和训练的，这些人当中有多少长期是警察，有多少人在1941年至1945年间被招募，以致我们除了证明他们的“普通性”的特别统计学陈述之外，并不能够明确表达任何其他东西。根据我的想法，对统计学意义上“普通”德国人或者其他普通事情的探究仅仅是一个有用的阶石，有助于我们寻求真正的道德答案，而非科学答案：作为人类的成员，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杀戮者吗？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也是当代的反人类的罪行；它既是反犹太人的也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必然是两者，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以致一方对另一方犯下的罪行是这个词两个意义上的犯罪。

通往极端邪恶的会聚之路

埃米尔· 法肯海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曾经询问公认的在世最伟大的大屠杀研究学者劳尔· 希尔贝格一个问题：“劳尔，你对他们如何进行大屠杀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思考。现在你告诉我吧，他们为何这样做？ ”希尔贝格长叹了一口气回答道：“他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要做这件事。”

法肯海姆是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向美国哲学协会的一次会议报道了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人替换为“他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决定做这件事”。正如法肯海姆正确指出的，这些回答都是不充分的，或者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假如一个人出于恐惧将自己限于一些小的问题，给重大的问题可能一个过小的答案，那么他实际上事先阻止了自己接近大问题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够改进劳尔对纳粹如何计划和执行大屠杀的解释，但是法肯海姆正确地认为，在德国和全球人类史的长河中，有关这一重大的问题，以及这一事件全球人类的意义方面，依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法肯海姆已经开创了几条富有提示性，据此可以解释重大问题的路径；同时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纳粹的种族世界观给种族灭绝的犯罪者提供了综合的广阔原则，据此他们可以建构自己的经验。法肯海姆也证明了一个论点：对德国历史中包罗万象的世界观重要性的理解，是理解人们接受纳粹世界观的根本前提。为何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对其诸多原因的分析和总结肯定了法肯海姆的这一看法，同时把这一看法作为起点去清楚地说明所有其他必须探究的原因，以便理解它的发生。这里有七个说明大屠杀发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