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20/33页）

两位学者在两个要点上达成了共识：一是相当规模的德国人参与了大规模杀戮，他们的成员超过了10万人；二是大多数人的参与出于自愿，而非强迫。尽管两位研究者研究了同样的文献证据，但是他们在对杀戮者的动机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戈德哈根认定了一个驱使这些犯罪者消灭犹太人的共同动机：“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它几乎像一个顽固的原动力运作，将自己嫁接在所有德国人身上，强迫他们仇恨和消灭犹太人。这种恶魔化解释了部分的而非全部的故事。戈德哈根对犹太恐惧症的邪恶有生动的认识，用高超的技巧描述了这一邪恶的轨迹，同时对残忍的狂暴提供了丰满的叙述，布朗宁一丝不苟、小心谨慎的经验主义简直不能与之相比。另一方面，残暴的黑暗逻辑没有被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清楚，因为这一解释拒绝所有其他文化或者心理学原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戈德哈根显示了自己是雅各布· 布克哈特所说的可怕的简单化分子。他把“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归于普通的德国公民，从而从“反犹太主义”和“普通的德国人”那里耗尽了真正的意义。布朗宁十分小心地求证，避免对简化的特性进行包罗万象的解释。他的普通德国人杀戮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也有出于“环境造成的”因素，它们涉及群体的压力、对权威的服从、文明价值观的残暴化和崩溃、对自身人员伤亡的怨恨，等等。

预备警察101营跟随着特别行动队进入杀戮战场，在1942年夏季发动了大规模屠杀。它的血腥洗礼迅猛而可怕。地点是卢布林地区的海尔姆南部小村庄约瑟夫乌。该部队的指挥官是五十三岁的少校威廉· 特拉普，他被自己的士兵亲切地称为“特拉普老爸”。这个少校接到命令围捕1800名犹太人，并被告知将能干活的男性犹太人与其余的犹太人分离开来，遣送到劳动营；剩余的人——老人和幼儿——当场处决。他首先告知了军官们；他们当中只有一人——预备中尉海因茨· 布克曼——拒绝接受命令，因为不应该期望德国士兵射杀妇女和儿童。特拉普给较为年长的、未授军衔的人决定退出的选择，因为他们可能不能承担如此沉重的任务。有10到12人看到他们的一个同伴对着干之后，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特拉普情绪上十分抓狂。他的一个同伴后来回忆他当时说：“上帝啊，为何我必须接到这些命令？”另一个看到他在怨恨地流泪。但是特拉普让自己镇定下来，正如他告诉另一个人的：“命令就是命令。”他向一个司机坦言：“假如这一犹太事务最终遭到复仇，那么就宽恕我们德国人吧。”这支部队不顺畅地执行着任务，但完成了对约瑟夫乌多数犹太人的射杀。尽管这些人在不得不射杀无辜的民众时似乎体验了相当大的情感上的沮丧，但是他们很快就形成了恰当的防御机制，以维持眼前的残暴。一些人用诋毁的言辞——比如“懦夫”或者“白痴”——来刺激过于拘谨的同伴。这些人也试图通过酗酒和嗜烟减轻可怕的压力。当他们从沾满了鲜血和脑浆的树林里出来的时候，他们“沮丧、愤怒、怨恨、颤抖”地回到营房。有人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杀戮在接下来的场合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文明的禁忌已经被粉碎，血腥的水泥把杀戮者们浇铸在一起，双重人格、麻木不仁的防御机制把杀戮者们降低到人没有真正控制的“情景”暴力的领域当中。

后来，预备警察101营的人宣称他们没有选择，只是服从命令，感到同伴的压力，为死去的同伴或者被盟军轰炸致死的无辜国民复仇，以此证明他们残暴行为的合理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几乎没有谈到仇恨犹太人，这是一个含义深远和突出的忽略，它只是表明抑制或者有意的自我欺骗。

布朗宁指出，同时戈德哈根有力地证实：这些人多年来受到反犹太人宣传的影响，并且它也成为了他们专业训练和灌输洗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他们在东部经历之前是温和的反犹太分子，那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学会了把犹太人当作劣等人。一个犯罪者证实了这一看法，他说：“犹太人不被我们承认是人类。”他们后来辩解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或者毫无选择。但事实证明这一辩解是无效的。一些人——大约有10％——拒绝参与大规模杀戮，也没有承受任何严重的后果。当然，所说的恐惧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杀戮者们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他们所写的书信，或者他们保存的纪念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和他们的受害者都显示了不仅是德国人，也是所有人类的阴暗面。正如戈德哈根所指出的，警察部队的成员过着厚重的生活，一天当中就会在正常和变态中变换，在规模射杀妇女和儿童之后，就开始从事愉快的娱乐和其他社会消遣。他们的妻子和爱人从来没有远离；事实上，一个名叫沃劳夫的上尉让他的妻子参加了一场持续一天的杀戮行动，警察部队的成员认为这不太合适，不是因为他们羞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一位德国妇女来说，在这样的杀戮期间出现是没有骑士风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