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17/33页）

在德国的科层体制中有数以千计的拉德马赫，在每个机构当中都能发现他们。这些人将职业生涯和个人野心置于道德考量之上，他们很快使自己适应了新的种族国家，并急切地试图通过承担任何任务证明他们的价值，而不管它是如何不道德。极少数人显示了良心的悔恨，但多数人没有。为何他们会这样呢？这些人在执行命令中长大，以小心翼翼地对细节的关注完成他们的职责，同时不允许对更重要的道德问题提出疑问，因此这些人在道德危机的时代，没有可以利用的道德基础。他们是现代官僚文化中空洞而不真实的人，他们和今天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他们按照大规模毁灭计划劳作，无心去询问为何他们要将自己的一生和职业生涯奉献给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突变体，与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无异，也许更坏，因为这些小齿轮合成了致命的集体机器。

权力的官僚技术人员可以采用他们远离犯罪，为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辜于任何错误行为作辩护。那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人要么把自己一分为二，要么躲闪到各种合理化的背后，比如“我只是在从事我的工作”，“我只是服从我的命令”，“假如我不服从，我也会被射杀”，或者“其他人更可恶”。那些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毒气杀人专家、特别行动队的杀手、集中营的全体人员、残忍的医生——又怎么样呢？

为了试图理解这些大规模杀戮的技术人员。罗伯特· J.利夫顿关注于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它被称为人格分裂和双重人格。这涉及一个过程，据此一个人被分为两个功能整体，以至于一个是冷血杀手，一个是好医生、好丈夫，或者尽职的雇员，它们可以分离地在各自合适的领域发挥作用。基于自主和关联基础上的某种辩证逻辑调节着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奥斯威辛的自我必须自主地在其残忍性中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同时一种关联必须和前一个自我保持联系，因为杀戮者必须看到自己是一位正派的人、一位好父亲、一位好同事。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在这一境遇中每天工作。在其中，对于奥斯威辛的自我来说，成为依然留存的文明自我的篡位者和替代者并不是非同寻常。正如艾希曼所言，为了维持正常人的幻觉，一个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没有成为一个肮脏的杂种”，残忍的自我假装处于生死的斗争中，并且把杀戮作为自卫、生存，甚至民族自我净化的方法合理化。将良知转化为奥斯威辛的自我可以避免内疚，它将杀戮作为自卫或者种族治疗合理化了。

人们多次发现，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合理化，与黑手党或恐怖主义组织相关联。通过合理化，这些行为和合理化如影随形。利夫顿指出，双重人格（而非性格混乱）是一种选择，它可能被带进犯罪境遇或者被生活方式所激发。人们可能延伸这一点，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某一刻选择双重人格作为防御机制来保护自我，不让自己听到更高的道德意识的声音。换句话说，双重人格不仅在犯罪背景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任何希望它的成员内化侵略、贪婪、竞争、无道德的专长等道德标准的组织中也是如此。在所有的现代社团当中，并非都需要陷入犯罪的境遇。所有要求它成员的东西，是他们能内化社团的价值观，把爱和同情留在家里。

大规模杀戮的伦理观被内化为民族净化的救赎行动。这一内化在医学专业特别强烈。卷入种族灭绝之中的纳粹医学专家，将杀戮作为一个治疗过程合理化。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德国的生存，另一个群体必须死亡。在纳粹种族意识形态这个妄想的体制中，这个观点对那些相信它的人产生完美的感觉。另外，这一妄想的体制在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犹太恐惧症、伪科学等各种德国传统中都有深根。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运用了一种倾向于反复出现死亡、启示录的历史景象的文化；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文化抓住了死亡和治疗之间的关系。

集中营的医生比大多数其他纳粹分子更能代表死亡和治疗综合征的范例。他们相信依靠杀戮他们实际上在治疗，就像中世纪焚烧异教徒的那些人所做的一样。一位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医生曾经询问纳粹医生弗里茨· 克莱因博士，他是如何能够将残忍的行为和他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调和。克莱因博士的回答是：“当然，我是一名医生，需要维护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我将从患病的身体中取出腐烂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中腐败的阑尾。”许多党卫队医生在死亡集中营是选人的官员，他们决定谁死谁生，或者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实施可怕的医学实验。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新的、提高德国民众生物学质量的种族精英的先锋。由于他们已经被灌输了犹太人、吉卜赛人或斯拉夫人是劣等人的思想，因此在各种医学实验中把这些人当作豚鼠来使用时，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用一个党卫队医生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是比老鼠还便宜的、最便宜的实验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