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第10/14页）

因此，德国人和犹太人被迫去置换生命力，将这些能量投注到相似的学术或思考的追求当中。正如前面所示，在不关心政治的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当中，犹太人遇到了共鸣的伙伴，探寻着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摩西· 门德尔松和莱辛之间的友谊—— 一位代表着犹太人的启蒙运动，一位代表着德国人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德国人和犹太人文化对话的范例。莱辛最伟大的戏剧《智者纳旦》所反映的，不仅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启蒙的人道价值观方面共同对话的基础，而且也是具体经验的匮乏，只是表露了它的高贵修辞。因为不关心政治，德国人和犹太人只是把新的世界概念化；他们把宗教与哲学的抽象观念投射到具体的现实上面，但又不得不将现实交给别人在政治上实施他们的抽象观念。

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是相当多讨论的主题，而对不关心政治的犹太人的讨论就远为稀少。然而，瓦尔特· 拉克尔多次注意到这一事实，他认为犹太人“在抽象思维的水平上显示了巨大的能力，但政治涉及直觉、常识、智慧、预见，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这一判断也适合德国人。甚至当两个民族使自己关心政治的时候，他们也是以思考的形式，在目的论的范围内看待政治，把它作为永恒原则或法则必然的显现。例如，19世纪的许多思想集中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周围，前者从崇高的唯心主义的高度，后者从世俗化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千禧年观点来看待历史的进程。

不仅德国人和犹太人在相似的思想模式中彼此相遇，而且他们也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了自己。从门德尔松开始，德国的犹太作家几乎普遍使用德语去表达最内心的思想，他们一生都在采用德国人的知识框架，包括他们最终被流放的时候。特奥多尔· 赫茨尔是以色列国家的精神奠基之父，是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他用德语写作了《犹太人的国家》一书，东欧的犹太人把德国看作充满机会的地方，渴望被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所同化。用一位东欧的犹太人的话来说：

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和思想，在东欧的犹太人那里得到广泛的传播。许多年轻犹太人的理想就是成为德国教授的信徒去学习德语，享受德国的自由和文化……甚至那些不能旅游的人也被德国所吸引。我的内心渴望这个民族的精神，我向往德国——我几乎要说，我向往我所说的语言的祖国。

德国人和犹太人紧密的语言关系体现在意第绪方言当中，这种语言被许多低阶层的东欧犹太人所使用。意第绪语是中世纪高地德语方言的遗存，夹杂着一些来源于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词汇，它用希伯来文字书写，被东部和西部社会的犹太人广泛使用。尽管在两个民族之间仇恨强化的时候，意第绪语对于一个在德国社会使用它的人来说是一个耻辱，但大多数德国人在理解或领会意第绪语的词汇上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甚至在同时能说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和德语的有教养的城市犹太人那里，1830年之后，意第绪语也在迅速地衰落。

关于两个民族集团真正的基本属性，刚刚描述的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密切关系经常孕育了一些基本的错误。犹太人自身容易为这种文化上的误解添砖加瓦，他们相信人道的、宽容的、文明的德国人的理想。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这一理想体现在诗人弗里德里希· 席勒过于理想化的形象当中，他“比他们实际遇到的德国人还要真实”。我们可以称这种理想化的形象为“魏玛的成见”，它涉及这样一种信念：在德国最高的层次上，它的范例是席勒、歌德、赫尔德、巴赫、贝多芬，以及其他古典教育的精神。但是，这样的观点是不真实的，因为魏玛的文化并不存在于诗人和作家不问政治的小圈子之外。他们在19世纪初期创造了一个简明的但稍纵即逝的文明精致的飞地。犹太人错误地把这种德国当成真实的德国，或者他们通过与德国人充满麻烦的交往假定：德国古典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文化会逐渐战胜一个新浪漫主义的、非自由主义的德国。正如在19世纪逐步明确的，一个规模更大的德国将成为俾斯麦和德国皇帝的普鲁士化德国，成为“铁与血”的土地，而非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

索尔· 阿舍尔（1767—1822）是一位犹太书商和学者，他是最早认识到这种另一个德国的危险的人物。早在1815年，作为一个醉心德国的人，他就提及过当时发生的恐惧外国人的民族主义浪潮。阿舍尔反对针对犹太人的气氛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戏剧性程度在1820年德国观众那里就能测定出来。当时他们正在欣赏《希伯来的旋律》的音乐演出，这些观众被告知犹太人的抒情处理并非像表面那样真的有趣。这是一个代际态度的戏剧性翻转。因为人们依稀还记得二十年前观众所得到的公开道歉：在整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演出中不会持有反犹太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