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6/25页）

特尼－海伊的目的却不止于向其他人类学家显示原始人也残忍嗜杀的证据。他根据所展示的证据提出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关键问题。他说，人种学家致力于研究的社会大部分存在于“军事的地平线下”，而只有当它们将来升起到这个地平线以上的时候，这些社会才算是进入了现代时代。他因此对文化决定论者、结构功能主义者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开创性著作《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也是1949年出版的）一并提出了挑战。特尼－海伊大胆宣称，研究对不同文化系统的自由选择、对生境的结构性适应，或对传说的交换制度的管理，企图借此来寻找自由国家的起源，完全是白费力气。他坚称，原始社会注定会永远停留在那个水平。只有当一个社会从原始战争转向他所谓的真正战争（有时他称其为文明战争）之后，国家才能出现。以此推论，只有当国家出现之后，才能对它的性质做出选择，无论是神权制、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他断言，从原始到现代的关键测试是“有军官的军队的兴起”。

既然特尼－海伊开篇伊始就把大多数其他人类学家的智力贬到尉级军官以下，也就难怪同行们对他的著作不理不睬。特尼－海伊的著作1971年出版第二版时，为该书撰写前言的戴维·拉帕波特把其他人类学家的反应说成是“‘整齐划一地拒绝’承认有创见的论点”。其实原因很简单。人类学家知道受了侮辱，所以对侮辱他们的人集体予以漠视。如果特尼－海伊的著作在今天出版的话，也许理智的人都会对其置之不理。特尼－海伊是不可救药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对一个社会军事地位的衡量标准是看它作战是否取得了胜利，即是否征服了土地和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在核时代（特尼－海伊的著作是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写的）要争取克劳塞维茨式的胜利，即使对最心如铁石的战略分析家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目标，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拥护特尼－海伊在40年前提出的“文明战争”的原汁原味的概念。但无论如何，特尼－海伊在他那个时代给他的专业出了个难题。人类学家对无国家的社会赞美不置，他们去那里做田野考察却要靠国家出资；战争是如何把无国家的社会变为国家的，这就是特尼－海伊坚持要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得不到回答誓不罢休。

对这个问题确实提出了回答——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外部事件的压力迫使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人的时候，不单单看他们馈赠礼物或创造神话的行为，也开始注意他们作战的行为。这类外部事件造成压力最大的地方是美国，不单因为美国是核大国，是越南战争主要的交战方，也因为在1945年后的年代里，美国逐渐成了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人种学的田野考察越来越讲究科学，费用奇高，多数学者只能找资金雄厚的美国大学寻求资助。此外，反对核军备竞赛和反越战最激烈的美国大学生开始向这些以探索人类行为最深层、最古老的奥秘为使命的学者提出如下永恒的问题：什么使人打仗？人是否天生好战？有没有过没有战争的社会？还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吗？现代社会能否实现永远的和平？如果不能的话，为什么不能？

20世纪50年代期间，学术杂志上只刊出过5篇关于战争的人类学论文。但自60年代起，这样的论文纷至沓来。1964年，人类学耆宿玛格丽特·米德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只是臆造”的文章，向文化决定论者发出了战斗动员令。新一代的人类学家觉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研究中受到了各种新理论的影响。其中一个是数学的博弈论。按照这种理论，任何利益冲突中所有可能的选项各有一个数值，数值最高的“战略”就是最成功的。博弈论的倡导者坚称，它的运作是人所意识不到的，所以，人不一定知道博弈正在展开；做出了最多正确选择的人得以幸存，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报偿”。博弈论其实不过是企图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一个量化的基础，然而，它在智力上的新颖吸引了一批支持者。其他人对生态学发生了兴趣，这个新兴的学科研究的是人口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年轻的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生态学的有些概念，如把某个地区的人口限制在它的可消费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承受能力”的概念，对他们很有价值。消费意味着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竞争，竞争引起冲突，一环套一环。竞争本身是造成战争的原因吗？还是说战争由于其降低人口或把战败者逐出冲突区的“功能”，自己就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