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12/25页）

马陵人的社会与国家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有些人认为雅诺马马人的社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纯粹的原生态），但新西兰毛利人的社会却和国家十分接近，如果只看他们建设大型公共工程和进行远距离大规模作战能力的话。毛利人肯定不缺食物，尽管他们在新西兰定居的前600—800年间就灭绝了18种鸟类，包括恐鸟这种无翼大鸟。另一方面，造成岛屿间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的逐渐增加；当扩大生产、杀婴、“旅行”和战争都无法减轻人口压力的时候，就会导致整群人被逐。公元800年左右来到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可能是像北欧海盗那样的“航海者”，是敢于冒险的年轻男子，像挪威航海探险家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cksson）那样没有土地，向南方寻求自己的文兰a；也可能是被原来岛上的某个酋长打败的散兵游勇；也可能是被抛弃的人，误打误撞，幸运地来到新西兰。无论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都带来了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制度、神话中从天神传下来的酋长制、社会等级和军事技能。他们还带来了岛屿生活的用品，包括木制的武器；他们的长矛和棍棒边缘镶着磨利的贝壳、珊瑚、骨头或石片，足以致命。毛利人使用这样的武器，在新西兰宽阔的北岛和南岛上进行的战争与铁器时代，甚至火药时代的国家统治者进行的战争相差无几。

波利尼西亚酋长的权力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他的神力，即他作为祭司在人和神之间保持沟通的职责；一个是禁忌，即他把大地果实的一部分和神给予的水用于祭神的权力。祭神的方式可能是举行仪式性的宴会，也可能是呈献祭品，还可能是建造寺庙，但都必定需要向人民征税，还经常要人民出劳役。在比较简单、更加平等的社会中，酋长的职责本来只是给人治病、出主意、做领导，但一旦涉及祭神和征税，酋长就可以要求增加权力，甚至迫使大家接受他权力的扩张。岛上的人口增多后，需要扩大生产，波利尼西亚酋长因此而有权要求大家共同劳动来种田、捕鱼，甚至修建灌溉工程；如果人口压力导致了战争，酋长的权力就进一步加大，如果他享有勇士的名声，别人就更是只能听从他的指挥。

根据一种可信的说法，新西兰毛利人的酋长制社会发现，为了减轻人口压力，通过打仗抢夺邻居的土地要比砍伐原始森林更容易；当欧洲人在19世纪40年代到达新西兰时，那里的原始森林还基本上原封未动。酋长可以发动战争，因为他能要求手下的人参战，能提供作战需要的物资，能调动像独木舟船队这样的长途运输工具；如果他们会耍政治手腕，还能动员起群众对敌人的仇恨。

毛利人的战争格式千篇一律。战争的起因总是为了复仇，有时派突袭队杀死敌方的一个人就心满意足，有时这还不够。毛利人打起仗来可以非常残酷。先召开一次大会，“激烈控诉敌人的罪行”，唱战歌，展示武器，然后就出发去打仗。如果在开阔地上和敌人遭遇，成功地冲乱了敌人的队列，接下来的混战是十分可怕的：

这些跑得飞快的战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停地往前追，对一个敌人只打一下，把他打倒，好让后面的人追上结果了他。在敌人溃败的时候，一个跑得快的强壮战士经常可以用轻矛把十来个人刺成重伤，以确保他们会被后面的人追上杀死。

若非有两方面的限制，毛利人的这种战术很可能把他们自己杀绝了种。在物质方面，毛利人的战斗转向了对碉堡的攻防。毛利人总数在10万—30万之间，分为40个部落；目前至少发现了4000座毛利人的碉堡，这些坚固而众多的碉堡证明了部落酋长有权力组织集体劳动，也显示了他们的文化在政治上是多么发达。在军事上，碉堡使得毛利人幸免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这些碉堡通常建在山顶，带有很大的储粮库，哪怕地里的庄稼被敌人抢了，人们也能活下来。碉堡还有坚固的栅栏和深壕高墙。既然毛利人显然没有打围城战的装备，所以只要坚守碉堡，即可将来犯的敌人挡在外面，直到他们的作战物资耗竭。

毛利人战争的另一个限制是文化方面的——他们的战争目的极为简单。人类学家认为，毛利人打仗的目的是强者吞并弱者的土地。但他们会把打死的敌人吃掉（留着首级做战利品）。这样，人种学对毛利人研究的这一发现和人类学家关于他们行为深层次目的的结论之间就出现了分歧，这一分歧是学术界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对军事历史学家来说，毛利人的军事文化显然是复仇文化。男孩子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绝不能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对抢劫或谋杀这样的行为更是要以牙还牙。毛利人记起仇来有时可以记好几代，只有当把敌人杀死，把他的身体吃掉，首级挂在村子碉堡的栅栏上以示侮辱，才算是报了仇。这种复仇战不是一命偿一命，哪怕报复时杀死的敌人不如过去己方被他们杀的人多，但只要吃掉敌人，把他或他们的首级割下，宿仇就得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