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盐的专卖（第6/18页）

政府未能兑现其诺言时，也没有义务对盐商进行赔偿，向遭受巨大损失的盐商分发少量抚恤金是极为少见的情况。当交易对商人有利时，盐政官员随后会以此为借口向他们的利润征税。例如在1527年，一个边镇巡抚认为由中央决定的开中则例对商人非常有利，于是对商人额外科罚。在这件特殊的事例中，盐商（得到户科给事中的帮助）成功地向朝廷求助，罚金最终被偿还〔59〕。简而言之，盐商所受的待遇，依赖于官员们公平对待的意识。虽然盐商不时受到边镇督抚的打击，但他们还是被迫同政府进行贸易活动〔60〕。有些情况下，盐商仍发现这些合同非常赚钱，需要竞争才能得到机会。当商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科道官员有义务进行保护，但他们更多是出于仁爱政府不应该残暴地对待其臣民的信念，很少是出于对个人公平的关心。

认为盐商由于政府的任意妄为而心灰意冷，这是一种误解。就像灶户一样，盐的经销者也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其中一些人只有少量资本，毫无疑问极容易破产。但是也有一些人通过不断的商业活动积蓄了相当大的经济实力。政府法规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无数暴富的机会。腐败的官吏易受贿赂，诚实的竞争实际上成为一种例外。办法经常变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漏洞。精明的商人从中可以迅速获利。然而儒家官僚普遍地对商业利益存在偏见，虽然他们也认识到完全忽略盐商的利益是不明智的，因为没有他们，专卖制度将无法运转。整个16世纪，食盐有供不应求的趋势，其间一些盐商以牺牲其他盐商利益为代价而获利甚多。到16世纪末，这种情况已了然易见。1616年，户部尚书李汝华派遣一个官员前往两淮运司去调查情况。调查者回复户部尚书的报告中指出在每纲盐商中通常存在几个操纵者，通过左右政府规定而聚敛了大量财富。他认为“若以法处之，彼亦何辞”，但他最后认为如果将这些少数商人除去，那就意味着盐的专卖制度的崩溃〔61〕。

1500年以前的支盐优先权和赤字财政

明代文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盐的管理在明朝早期非常完善，但中期却开始衰落了。这种提法并非全然不对，但却未能揭示事情的全部。早期中央政府的管理比较有效，制度的结构性弱点虽然逐步恶化，但仍未完全显露出来。但是所有盐的专卖制度的不健全因素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这主要包括缺乏对灶丁的资助，管理部门分散、低效，分配设施不足，要求商人承担强迫性义务，等等。最根本的是政府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的不足，也缺乏相应的服务。

开中制实施之初，拖欠商人中盐就已出现了。早在1429年，27年前颁发的盐引仍然没有兑现〔62〕。此后政府常常不能如期兑现许诺。在15世纪的后30年中，这种情况更加普遍〔63〕。1488年，帝国的一条法令允许报中支盐商身故之后，由其亲属代为支盐，宣称：“上纳引盐客商病故无子，父母见在，兄弟同居共爨，不系别籍异财，妻能守志，不愿适人，孙非乞养过继者，保勘明白，俱准代支。妻若改嫁，仍追还官。其伯、叔、妾、侄，并在室出嫁之女，乃远族异爨之人，不许代支。”〔64〕这条规定暗示出管理的基本原则。

不断延迟支盐导致了食盐专卖的赤字财政。既然政府没有常规的方法获得贷款，那么官盐的处置就变成了取得预期回报的合适策略，然而提前出售的事实却从来没有明确批准过。通过推迟即期交付的责任，以更高价格出售当前获得的食盐，给这些新的买主优先越次放支的特权，同时推迟较早购买者的兑付日期。这种办法最早在1440年开始采纳。每年的食盐分为两类，80%被登录为“常股盐”，剩下20%作为“存积盐”〔65〕。前者为了正常的流通，后者表面上是储存起来以应付紧急情况，如紧迫的军事需要。但是这种分类一经产生，存积盐也就可以增价开中，因为可以随到随支，所以存积盐对于盐商来讲更有吸引力，可以立即得到收益。1449年，朝廷增加存积盐到60%，同时减少常股盐到40%〔66〕。

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所引起的长期恶果要远远超出当时所得利益。那些资金被占用的商人，不再把精力投入于正常价格和正常开中则例的常股盐。而且，当存积盐占到食盐年产量的很大比例时，买者不久就发现经销常股盐无利可图。产盐区仍然推托，因为盐运司很少能从生产者那里征收到足额的食盐，灶户仍然未被付给工本，灶丁的数量不断减少。而且，理论上官盐没有市场价格。只要在专卖制度下生产的食盐，其管理者就能规定其价格。但实际上，官盐价格越高，私盐产量就越大。最终，官员们被迫降低官盐的价格，导致了国家收入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