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盐的专卖（第12/18页）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盐政管理者经常要求上缴的总收入达200万两白银。但没有详细的账目可以利用，因为他们仅仅以估计的整数上缴这种收入。在比较多个奏报之后，在表14中加以概要说明〔120〕。
表14 1575—1600年左右盐课岁入估计（单位：两）
| 解运户部 | 1000000 | |
| 实物解运某些军镇 | 价值银 | 500000 |
| 由盐的管理部门直接解运军卫 | 220000 | |
| 南方存留 | 280000 | |
| 总计 | 2000000 |
较高的食盐价格和较低的国家收入
根据1578年的生产额度，所有盐务机构生产的食盐，包括正盐和余盐，大概超过84600万斤，约为560000吨（short tons）〔121〕。如果国家收入总额为2000000两，那么每吨官盐的收入是3.54两。这是非常接近于1535年两淮地区的价格，那里每515斤食盐可获得白银1.15两，也就是说每吨收入为银3.345两。
这一价格很高，但不是过高。在明代中国，每人每年食盐消费通常是以10斤来计算的〔122〕。这样每个消费者每年因为食盐消费而上纳政府白银0.024两。这个数额并非全是间接税，因为这包括政府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生产费用。一些明朝的官员在阅读史书时，惊奇地发现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利600万缗铜钱〔123〕。
明朝的食盐专卖收入不多，却仍然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尤其是在发生周期性危机之时。1527年，南京一些地方的盐价零售每吨在25—30两之间〔124〕。湖广在17世纪10年代危机时，一小包仅重8斤的食盐要卖0.3两，也就是说，每吨要56两。在盐价上涨的同时，粮价却不断下跌，每个消费者食盐的花费相当于其稻米支出的一半。在一些地区，生活必需品已经完全消失了。“虽有孝子慈孙，少求薄卤以奉其亲，不能得也。”〔125〕食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巡抚试图控制食盐价格，他规定每包最高价是0.09两，并竖碑令人们遵守〔126〕。然而缺乏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专卖行为本身的性质。
绝大多数有关晚明盐务管理的信息来自一份奏报。作者是袁世振，曾任户部郎中。他在1616年、1617年被派往两淮地区调查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随后奏报皇帝，这一奏疏分成10个部分，现代重印达200页，其中揭示了许多管理的失误〔127〕，对价格过高的原因做了很多解释。这个报告也认为当消费者承受过高价格时，国家的收入事实上会减少。
虽然袁世振所述为当时的情况，但鲁保的影响仍然能够感觉到，他所描绘的情况可能已经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国家收入的减少首先是边商运到边镇的粮食日减。当仓钞不再可以立即兑换食盐时，它们的交易价值也随之降低。这发生在庞尚鹏管理时期。庞尚鹏注意到在1570年左右，边商为得到一引仓钞，所有各项花费达0.5两白银，而在扬州取得仓钞仅用0.54两白银。这就意味着如果运作费用计算在内，边商实际上承受了损失。庞尚鹏又揭示出边境将领知道商人的困境，降低了官方开中则例，按规定每引为0.5两白银，但他们接受价值0.42两的粮食。他们被迫做出让步，否则商人不肯开中纳粮〔128〕。
到1616年，当袁世振进行调查时，开中制已经沮坏。有时候，仓钞根本就没有市场价值。许多边商拿着不售之仓钞上呈户部，哀缓比追新粮〔129〕。一些边境督抚，取代召商纳粮，仅仅把仓钞作为饷银分发给士兵。甚至粮食仓库都已坍塌。在边镇地区，1引仓钞仅卖银0.07两，大约是官定价格的12%。正如袁世振所指出的那样，“虽卖价极薄，犹于覆瓿”。〔130〕
在扬州，有“数百”内商从事盐的贸易，但仅有“数个”资产雄厚的大商人投机于仓钞。仓钞的价值，更像是发行的公债，当“到期”时价格猛增。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参与这种投机，因为它容易套住资金，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袁世振奏说这些投机者以每引0.2两的价格买入仓钞，再以1两的价格出售〔131〕。后者的价格当然是吸引水商的最低价格，他们再将此转卖给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前者0.2两的价格，意味着边镇实际上所得的最多供给。
两淮地区的实施推迟了三年。但很难说出掌握着哪年的应付食盐。在一些事例中，边镇疏于发放仓钞，那些获得仓钞并在盐运司登记在册的商人后来却抛弃仓钞，因为他们无法按照盐政部门的要求提前缴付余盐银。当开始分配本年食盐定额时，官员们发明了一种复杂的方法，即支售已经发放数年之久的仓钞的同时，那些预先缴纳了余盐银的商人也会全部得到食盐。盐运司必须继续吸引新发出的仓钞，以便使余银收入保持在希望达到的水平。因为本年余盐银的收入不足以达到应缴付给北京的数额，所以必须向商人预征更多的余盐银。都转运盐使司与现代财政部有相似之处，在发行旧债同时发放新的贷款。但是这种制度以极不规律的方式运作。一些商人缴纳了三倍余盐银后仍然得不到食盐〔132〕。在袁世振调查期间，两淮运司欠内商的债务总额高达400余万两〔133〕。所有这些由商人花费的额外费用，包括为获得优先支售权而贿赂书办和官员开支，都将以提高食盐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