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田赋（二）税收管理（第5/23页）

税收支付

每当田赋的一部分被要求用白银来折算时，实际上就是缴纳白银。没有证据显示清代地方的税收常以铜钱来代替白银。顾炎武所说的由于不能在截止期限到来之前完税而自尽的事例，本意是为了证明不发达的省份即使在17世纪也不适合税收折银的观点〔56〕。他提到山东德州府是惟一的以铜钱支付部分税收的地方。在16世纪后期，白银十分短缺，一些管理者担心税粮折银可能会压低当地的粮食价格。例如，在浙江崇德县，粮食产量无法满足本地的需要，当收获后征收田赋时，纳税户宁愿典当粮食筹集白银交税也不愿意卖掉粮食。当各户自产的丝织品上市时他们就可以有钱支付当息赎粮〔57〕。

众所周知，实际征银的小数位有一个固定的标准。1661年，当清朝政府清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逋欠钱粮时，官方甚至列出小至0.001两或者0.0007两白银的欠税〔58〕。这似乎表明计算的精确程度达到小数点以后的四位数。这种做法很可能就是开始于明代。

火耗也称“耗银”，其起源同样不很清楚。17世纪中期，顾炎武提到火耗“盖不知起于何年”〔59〕。毫无疑问，由于上级政府要求全额完纳折银，因此火耗也就成为必要。金属熔化后再重新铸造总是有耗损，一般为2%。归有光曾提到在16世纪50年代，苏州府税银“火耗”按3%征收，这个比率还比较合理〔60〕。1562年，当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时，当地的惯例是耗银为5%，他将其降至2%。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使得一些费用有了节余，但其他方面则有亏赔〔61〕。

整个16世纪，这种不正规的额外费用受到广泛批评。1594年，一位监察御史说纳银0.1两，耗银就达0.05两，增加了50%〔62〕。当然，这可能是一比较特殊的例子。

熔化和铸造白银会有损耗，这由柜头负责赔付。地方官员并无正当的理由去征收正税以外的耗银。然而，里甲正役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经费预算。16世纪中期以前，地方政府还能够比较自由地支配罚赎银钱，此后，这部分费用也逐渐上纳给中央政府（见第六章第二节）。官员们只好加征耗银。不过，在许多地方，知县仅仅要求银头支付像额外的公家买办、迎送上官以及他们自己出巡的费用〔63〕。

因此，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间，“耗银”不再是一种额外的支出项目，而是成为一种收入来源。官吏们开始利用这部分钱来贴补他们的俸禄。这部分费用留存于县的部分被称作“常例”，供纳上级政府（包括府衙）的部分被称作“羡余”。这既不是合法的收入，也不是绝对的非法，它既被官场上所接受，也为一般民众视为当然〔64〕。尽管银头还要对这些费用承担总的责任，但这些额外的银两是要从纳税户中榨取。耗银是作为一种惯例而附加征收，并不正式地记入账目之中。

有一些零星的资料显示，甚至在17世纪早期，地方官员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资金并不很多。一位浙江省的官员对通行的做法有如下的描述：银两从“银柜”中取出后存放在县库中，直到要解运之时，才熔铸白银成锭。当管理县库的吏员完成任务后，他要按50两扣除1两的习惯将所扣之银两交给知县〔65〕。顾炎武在17世纪中期就提到火耗“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66〕。

税收解运

一直到16世纪中期，除漕粮以外，税收多为民解。然而，在16世纪60、70年代，越来越多的税粮运输开始由地方政府接管，这是当时改革的一部分。绍兴府在1568年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宣布今后凡至白银500两以上就要差佐贰、首领官等解运，达到白银300两到500两之间则由殷实候缺吏员解运〔67〕。在长江三角洲，官布的解运也曾一度由政府负责。苏州府的吴县为此还专门置田一块，指定其收益作为解运官布的费用〔68〕。

当然，并不是所有这样的改革都能取得成功。因为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常常不足而无法完成所有各项解运任务。1573年的一条法律更是禁止知县派遣诸如荫医、武职等辅助人员作为解运人〔69〕。解运的费用也是一个问题。甚至在17世纪早期，浙江衢州府各县还没有资金解运税银到省城，而从当地到省城的距离才250英里〔70〕。而另外一个影响改革的实质性障碍就是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这在京师十分盛行。

在首都各接收仓库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向地方解运人索取钱财，这是公开的秘密〔71〕。交纳白银比较简单，银的纯度由银匠与解运人共同保证。而实物税收则要由内府宦官监收，他们可能因为不满意其个人所得，借口质量次而拒绝接受解运来的物品。在仓库进行交接时，解运人和接收者之间由专门揽纳之人进行操作。任何解运人都恐怕其货物被定为低等，但是拿出一定的费用就可以确保顺利交纳。16世纪后期，在税收解纳过程中声名狼藉的揽纳之人是武清伯李伟，他是万历皇帝的外祖父〔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