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田赋（二）税收管理（第23/23页）

〔199〕《汶上县志》8/61—62。

〔200〕《英宗实录》0110。

〔201〕《日知录集释》4/56。

〔202〕傅衣凌《农村社会》页11—13、22、24、33；谢国桢《党社运动考》页268—269。

〔203〕海瑞《海瑞集》页418、457。

〔204〕Ping-ti Ho，在Ladders of Success一文中举出了许多社会地位流动变迁的例子。傅衣凌也认为一般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经过几代即告分散。见《农村社会》页85。小土地所有者阶层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代表着地位上升的最初阶段和地位下降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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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明会典》的数据源自于《万历会计录》，《会计录》编纂于1582年，随后立即印行。现在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可以通过缩微胶卷看到该书，但是缺失第3卷和第6卷。通过张学颜的序言可以看出，该书的土地数字不包括1581年的土地清丈结果。它主要是依据官方档案和早期各地的出版物，也包括一些私人著作。虽然这部著作包括了一些有用的内容，但是编者本人都认为其中的土地数据并不充分（该书4/99—100、9/87有这方面的说明）。

[2]这些结论主要是依据当时的一些作品的记述。诸如“膏腴万顷”、“田连郡县”之类的俗语，这些话语都是一些文学语言，不能照字面意义来解释。

按照这些研究，徐阶（1503—1583）据说是有田240000亩（见《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中王方中的记述，见该书页132），或者是400000亩土地（吴晗，《海瑞集》序言，页7）。而董其昌（1556—1637）则据说有100万亩土地（《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132）。另一条经常引用的记述是张居正写给南直隶巡抚的信，在信中，张居正认为苏松地区的某些大地主（或他们中的几个人）占有土地达700万亩，税粮达20000石（《皇明经世文编》327/12）。

徐阶确实是一个大地主。他的绝大多数财产是通过一些“投献契约”得到的。实际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契据交给徐家，并交纳名义上的地租，同时依靠徐阶在京师的影响，使他们能够免除官府的差役负担。上面提到的土地亩数相当于一个中等或小县的土地数，这一数字源于其敌意者的描述，可能被夸大了。房兆楹在为“明代人物传记计划”写徐阶的传记时，给这一数字加了括号。在与现代的学者讨论这件事时，房教授认为这种投献行为是非法的，所以不可能确知实际情况。

董其昌家族在松江府臭名昭著。他的儿子与下层人士进行不公平的交易，从他们身上敲诈钱财。这引起民众骚动，并烧毁了董家的房子。这一事件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上文所说的亩数也是源于此种传说，值得怀疑。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1935）中记述了这个故事，见该书页270—273。

张居正的记述明显有技术上的错误。在苏州府和松江府，交纳20000石税粮要有土地是70000亩，而不是700万亩。这似乎是张居正用错了顷（100亩）和亩。这一错误已经被《皇明经世文编》的编者注意，王方中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一书的132页也注意到这件事。但傅衣凌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可参见《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页82。

[3]依《明实录》等资料，这次加派时间应为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当为1618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