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田赋（一）税收结构（第11/27页）

皇庄及庄田基本是从15世纪发展起来的。大约到1500年，这些地产的扩展达到了顶点。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集中于北直隶的四个府，即顺天、河间、真定和保定。王府庄田也同样出现于山东和河南〔75〕。整个16世纪，政府一直试图核查他们的扩张，并对其加以控制。直到17世纪早期，王府庄田一度又开始增长。当时最受影响的地区是南方的湖广省。

土地占有与使用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也是这些田产扩大的部分原因。为了鼓励北方垦荒，洪武帝曾于1390年、1393年和1395年，重申了在北方三省，民间田土，尽力开垦，永为己业，永不起科〔76〕。在15世纪的最初25年，这些早期的法令已经引起了无法控制的混乱。在同一府或同一县内，有时甚至在同一村子中，有些田主需要纳税而另一些则不需要。民众中的争执和诉讼非常频繁，而且一些地方仍有广阔的土地，此时或彼时因被政府征用而做过牧场。很难说对这些田产的后来占有者，是合法占有者，或者只不过是擅自圈占者〔77〕。

皇庄的创立始于1425年〔78〕。当时，皇室分拨一些北直隶的土地作为皇家财产。宣德将一些抛荒土地，理论上的无主荒地分配给高级将领，于是又出现了最早的贵族庄田的记录〔79〕。随着这两项先例的出现，于是有了对不纳税土地的大量争夺。在15世纪晚期，皇子、公主及受宠太监和皇帝姻戚，开始到处发现不纳税的土地，奏讨皇帝赐予，作为他们的私人田产，并通常指明面积和地点〔80〕。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侵犯原主权利，使他们沦为佃农〔81〕。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1487—1491年在位）报告说，畿内之地，皇庄有5处，共有地1200000亩，勋戚太监等官庄田332处，共有地3310000余亩〔82〕。

1521年，嘉靖皇帝登基后，政府力图登记这些田产。贵族庄田数目急剧减少，而且有一部分从民户那里掠夺的财产被退还原主。最臭名昭著的庄田占有者——寿宁侯张延龄被皇帝处斩〔83〕。大体来说，没有哪个贵族能够长达五代地保持同样的地产，也不允许他们赶走庄田上的租佃户，租粮应由州县收纳，给领占有庄田的贵族〔84〕。

16世纪晚期，这些财产与先前的草场，可以被分成下列六大类（他们的面积、位置、收入，可见附录A）：（a）皇庄；（b）王庄；（c）其他贵族庄田，（d）京军草场，（e）太仆寺草场；（f）皇帝御马和皇家苑囿土地。

所有这田产都同纳税土地分开，它们的收入也与田赋正税收入相分离。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的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甚至租率也与田赋正税相同。北直隶的香河县，在合并了一部分徭役之后，税收接近于每亩0.027两白银，与通常每亩0.03两白银的租米比率相当接近〔85〕。到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牧场和苑囿，都已经转化为耕地，收取同样的租米。贵族作为土地收益的接受者，除非他们自己耕种，否则是不允许他们以田地为生，因而他们的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这些强加于地方官员管理的田产租金的征收变得更为困难，因而又不得不为此佥派另外一些税收代理人来完成征收。

分配给德王的庄田在山东东昌府境内，占地451495亩，分布于六个县和两个州。包括黄河洪水泛滥之后被开垦的荒地，它的纯收入也只有6552两白银。根据府志的记载，到1600年，租粮仍然由地方官员管理〔86〕。

土地的占有与使用不明确的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1529年，河南杞县知县说，在辖区原额外得“不可知者”之无粮地1174046亩。为了“不之深究”，他于是通融税额，平摊于新旧地亩之中〔87〕。相似的调整也出现于西华县，其纳粮地亩已10倍于洪武时期。永城则是16倍于洪武时期。这种再分配，在允许这些县降低正赋税率的同时，也扩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性。虽然顾炎武并不是一个主张增税的人，但他也认为这些地方是“宜增而未增”〔88〕。1556年，河南省报告说在辖区内有14080975亩这样的土地。省志认为它是“先前未征，已在掌股”〔89〕。在17世纪早期，山东泗水县，仍然登记了一些很成问题的土地，它被称为“白地”（untitled fields）〔90〕。这些财产，与湖广的冲积土地一样，为藩王所垂涎，成为潜在的庄田。

其他的不规则性

税收结构还有其他的不规则性。土地测量和分类标准的多样性已经论及。由于地区的特殊性，有时这种差异还能导致非常罕见的情况。在浙江淳安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例子：那里的林木收益甚至比种植水稻更有利可图。然而，由于牵涉到技术难题，还找不到适当的办法去丈量这个山区。直到1558年，对一亩土地的传统规定，即确定为一个人喊的声音能被听到的范围〔91〕。“丁”是役征收的财政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正常的税收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湖广永州府，自南宋以来，当地田赋的1/3由丁出，每丁估计要交0.3石粮食作为基本税额。此种做法是为了将当地少数民族包括在全府税收账目之中。晚至1571年，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92〕。在浙江杭州城，城市居民要根据他们居住地房屋的间数，交纳一小笔税金，所有地基面积都被包括在当地的土地数据中，而且这种间架收入也被纳入田赋之中〔93〕。这种做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到1579年，该城仍然沿用这种做法，而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在福建省，从王朝建立早期开始，该省的大部分寺院财产已获得税收优免。到16世纪中期，当政府决定对这些财产征税时，却发现佛寺主持、方丈从来没有掌管过这些土地，而仅仅是名义上征收租金而已。这些财产只是表面上由田主捐献给寺院，目的是在于逃避赋役；实际上，这些原主仍然任意地出售、抵押和出租这些土地。1564年，当谭纶（1520—1577）任福建巡抚时，他建议没收所有寺院财产的60%，但这项行动却不可能真正展开，因为这些土地的每一块都涉及好几个方面的利益，而且这一点连其原主也弄不清楚。没有迹象表明该问题得到了解决。按照原则，向这些土地征税，在理论上应受到支持，但它的实际执行时却有赖于地方官员能否找到最为可行的办法。现存的资料显示出，只有无数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和反建议，而没有任何可行办法〔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