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第11/12页）

然而，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的冲突，并没有得到终极性的解决。顾炎武所说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49]的古老难题，依然纠缠着后来的历史，没有制度的刚性结构，就无法解开“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死结。而一个既统一，又分权，既具有同一性的国家权力，又有地方自主性的平衡秩序，不仅是制度的安排，也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新“土豪”（市民社会）与新“游士”（知识阶级）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中坚力量。

[1] 关于西周时代的贵族，一般认为分为卿、大夫和士三个等级。士是底层贵族，效忠于采邑的主人卿大夫，其类似于日本的武士。根据雷海宗的解释，“卿大夫是对从政贵族的统称，卿与大夫有别，执掌军政事务的贵族称为卿，一般的从政者称为大夫”，见雷海宗：《国史纲要》，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2]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218页。

[3] 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4] 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133、158页。

[5] ［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4页。

[6] 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195页。

[7]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9页。

[8] 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70—76页。

[9] 参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第4—16页。

[10] 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92—104页。

[11] 钱穆：《政学私言》，第42页。

[1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81、105页。

[13]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第333页。

[14] 关于乡绅与乡官的区别，参见王霜媚：《帝国基础：乡官与乡绅》，见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第375—407页。

[15] 钱穆：《政学私言》，第43页。

[16] 参见［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美］玛丽·兰钦：《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7] ［美］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成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第202—204页。

[18] 参见［英］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教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见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41页。

[19] 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见氏著：《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20] 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见氏著：《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第112页。

[21]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22]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14、44页。

[23]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页。

[24]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册，第287、310、270页。

[25] 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1—172页。

[26]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27] 关于晚清地方督抚与士绅阶层的关系，参见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8] 伧父（杜亚泉）：《论省制及省官制》，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