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第10/12页）

在日本成为现代国家之前，其所施行的是欧洲式的分封制，对于日本而言，所谓的现代化是由分而合，旧武士阶级尊王攘夷，超克封建，明治维新作为一场保守主义革命，在短短几十年里面实现了国家富强。但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却苦于中央集权的阻碍，任何变革与进步都是从地方突破，边缘起步，于是辛亥革命之后形成乡曲主义泛滥的局面，国家如一盘流沙。国家层面宪政整合失败后，再回过头来走地方的保守主义革命，因为不断的外患与内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给地方开明军阀和温和的士绅阶级闭省自守，搞地方建设了。虽一省一地有此可能，如阎锡山统治山西30多年，在各种势力的冲突中纵横捭阖、左腾右挪，将山西治理成一个“模范省”，但湖南的赵恒锡、广东的陈炯明就没有类似的好福气，都在政治冲突中翻了船。

较之机会，更重要的是风向。风向变了，时代已经不再属于旧绅士阶级的“土豪”，而是属于新知识与新观念武装起来的“游士”。五四运动之所以是新旧革命的分水岭，主要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也非革命领导权的易位，而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变了，由旧士绅阶级变为新知识阶级。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知识分子，一无金钱，二无军队，凭借观念与舆论的优势，竟然取得了对皖系政府的胜利。虽然胜利非学生一人之功，其背后有上海资产阶级和直系军阀明里暗里支持，但毕竟新一代的“游士”压倒了垂垂老矣的“土豪”，造就了新的时势。无论是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还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都敏锐地注意到时代的变化，意识到旧士绅阶级已经不成气候，谁能抓住新观念、抓住新知识分子，谁就能赢得时代，称霸中国。北洋军阀没有这个意识，搞联省自治的地方军阀也吸引不了新一代“游士”。新知识阶级与旧士绅阶级不同，他们是民国现代教育与现代知识的产物，一旦离开了乡土，便不思回头，他们对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与乡曲主义深恶痛绝，心中除了个人，就是世界，而真正牵念的，则是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如果说“土豪”天生是一个地方主义者的话，那么失去了乡土与文化之根的“游士”们只属于国家，属于理想中的中国。

从革命党这边来说，从晚清发动会党起义到民初借助地方势力对抗袁世凯中央集权，再到孙中山联合南方军阀搞护法运动，在国内依靠的基本力量大都是地方“土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联俄容共，摈弃“法统”，开始将革命的阶级基础转向新知识分子，才从此如虎添翼，开创了后来国民大革命的新格局。在这其中，摈弃旧的“法统”，另立革命新“法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孙中山之前作为南方政府的领袖，其合法性来自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而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基本是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旧士绅阶级，当孙中山决然与旧“法统”斩断，建立革命新“法统”的时候，势必要改组国民党，与旧士绅阶级告别，转而吸纳和依靠新知识分子——那些充满了青春活力、满脑子革命观念和激烈冲动的学生知识分子。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容纳，大批“游士”迅速聚拢到南方，汇集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1926年的北伐战争，在一片“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歌声中开始，革命的目标就是割据四方的地方豪强和掌控中央权力的北洋军阀，这场由革命政党领导的、有革命意识形态感召力的北伐，因为有新知识分子的热情拥护和积极参与，并且动员起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一路势如破竹，让各地的旧士绅阶级惊恐不已，在革命的高潮之中，两湖地区的土豪劣绅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冲击。1928年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建立起一个苏俄式的中央集权党国体制。然而，北伐的迅速成功只是收编了各地的军阀与封建势力而已，这些尚有强大实力的地方军阀从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到山西的阎锡山、北方的冯玉祥等依然割据一方，并构成了对中央政府的挑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不过是华东地区数省而已。正是在这一普遍的地方半割据格局之中，毛泽东建立了从井冈山到瑞金的工农武装割据，在几次大的围剿之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

中国的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不同，后二者都是中央的革命，但20世纪中国的三场大革命，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到中共革命，都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没有地方割据，就没有革命成功的可能。中央权力的式微，五代十国式的地方分裂，成为了革命发生与成功的基本条件。但这三场革命，从地方开始，目标都是获取中央政权，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宋教仁、袁世凯没有成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功了一半，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内战与抗战的缝隙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后在1949年建立了中央政权，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封建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