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国家建构的正当性来源（第13/14页）

[22] 参见［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6页。

[23]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4] 稽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25]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53页。

[26] ［明］李贽：《藏书》，卷二十四，《德业儒臣后论》。

[27] 关于康有为的自我思想，参见［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第2章。

[28] 关于伯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李强作了很好的阐释，参见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29] 严复：《群己权界论》，见欧阳哲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423页。

[30] 参见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

[31] 参见［英］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61页。

[32] ［美］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王浦劬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33] ［美］狄白瑞：《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学社群主义立论》，陈立胜译，第25页。

[34] 有关梁启超权利思想的分析，参见杨贞德：《自由与限制：梁启超思想中的个人、礼与法》，载《台大历史学报》（台北），第34期，2004年。

[35]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中国的权利概念最早是运用在国家权利上，然后再发展到个人的权利。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32期，1999年。另外可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之人权醒觉》，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章。

[36]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5、6章。

[37]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27页。

[38]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4—339页。

[39] 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见《张奚若文集》，第356—357页。

[40] ［明］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一，《公论国之元气论》。

[41]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关于卢梭公意思想的讨论，亦可参见［美］华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李丰斌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第4章；［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第128—134页。

[42] 关于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这场争论和相关讨论，参见许纪霖：《两种自由与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见罗岗主编：《思想文选200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3]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第1、8页。

[44]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见朱维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页。

[45] ［美］汉娜·阿伦特：《权力与暴力》，洪溪译，见《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

[46] 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49页。

[4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55页。

[48] 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312页。

[49]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54—159页；《管子传》，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858—1875页。

[50]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51] 梁启超：《管子传》，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865页。

[52]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02页。

[53] ［美］沙培德：《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的制衡》，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

[54] 张东荪：《法治国论》，载《庸言》，第1卷第24号，1913年。

[55]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创刊时提出的口号是“科学与人权并重”，见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