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权力者心中都藏着一条蛇（第4/5页）

在与徐阶的权力斗法中，他始终不肯承认是对方战胜了自己，只承认打败自己的是时间。严嵩最担心的是等到徐阶得势之后会报复自己和子女，他到了该示弱的时候。于是他摆酒设宴款待徐阶，老头领着自己的满堂儿孙跪拜在徐阶面前，举杯托孤：“我命不久矣，希望徐公将来能够放过他们（嵩旦夕且死，此曹唯公哺之）。”

徐阶没有因为严嵩的示弱就结束这场博弈。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冷酷无情的。

明朝的权力是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的，在制度上对文官集团的功能和权力做了种种限制。权力部门成为具体的办事机构，为皇帝承担繁重的事务，但权力按钮却攥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自从嘉靖十一年（1532年）发生“宫婢之变”，宫女合谋暗杀皇帝未遂后，嘉靖皇帝干脆就移居西苑，连内廷都不去了。从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五年的24年时间里，除了曾有三次朝见群臣外，就再也找不到嘉靖皇帝上朝理政的记录了。就连最起码的皇家文化课——经筵也被废止，皇帝与朝臣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刷新了历史上皇帝怠政的新纪录。

嘉靖时期，帝国的权力体系很难有创造性的发挥。官员要想自保或升迁，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取得皇帝的信任或宠臣的信任。从张熜、夏言、严嵩，包括后来的徐阶，他们都曾获得过嘉靖皇帝的信任。究其根源，是因为他们都悟透了权力之道，那就是“君为臣纲”。

他们都曾在某个时期里悟透了皇帝的心理，然后按照皇帝的想法去大张旗鼓或悄无声息地推行，所以他们才能够长期占据帝国的权力中枢而不被替代。其实这几个领头之人，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治国良臣和道德楷模。他们最后从权力高层一头跌落下来，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也是因为失去皇帝的信任。

如果问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对谁还有着信任，答案就是能够为他带来长生希望的道士。徐阶向嘉靖推荐了道士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地界的道士，会扶乩之术。其实这种法术就是道士和太监合起伙来蒙皇帝。

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询问神仙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道士用乩语给予指点迷津。如果道士不灵验，就说明办事的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给面子。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偷偷告诉做法的道士。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从中做手脚。

这一天，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皇帝就问帝国为何会有乱象，蓝道行就借着乩语说道：“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

嘉靖皇帝继续追问：“那么这朝堂之上谁是贤臣，谁又是小人？”

蓝道行就势说道：“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只能在私下里说说，并不能成为皇帝拿出来整人的理由。堂堂一国之君，总不能昭告天下，说自己的治国方略是依据道士的乩语。但是蓝道行的这句话却成为一粒种子在皇帝的心中生了根。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的某天，有一个叫邹应龙的御史从太监的口中听说了“神仙蓝道行”在皇帝面前说的这番话。邹应龙从中捕捉到了一个信息，严嵩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帝眷已潜移）。

邹应龙拟了一份《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呈报嘉靖皇帝。这篇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皇帝没做过多犹豫，就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打发回原籍养老，其子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

严嵩倒台，文官集团无人站出来替他翻案。《明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应该算是中肯的评价。在他掌权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并没有尽到一个股肱之臣的职责。光是贪污受贿一项罪名就足以将其定为死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数不胜数的珍稀古玩和名人字画。就连张居正也说，严嵩当国，其实就是“商贾在位”，利字当头。

被严嵩打压和整死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在《明史·奸臣传》中开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七品小官，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小官。沈炼虽然在帝国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工作，但还算是个正直的官员。史书对其评价是“为人刚直，疾恶如仇”。